王梓坤先生是一位对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在1984年至1989年期间任北师大校长并于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 穷学生的求学路

 

　　我的老家在江西吉安，邻近井冈山山区。我家很穷，当时在农村只有读书才可能有前途，那时村里孩子失学很严重。我很幸运，家里咬着牙让我上了村里的小学。小学学国文（就是现在的语文），还有数学。我都挺喜欢，数学有时得120分，跟现在一样，因为有附加题。有两次全县会考，老师告诉我，我的国文得了全县第一。这些都是不足道的。那时课外的爱好就是看书。说来凑巧，大概是二、三年级时，我在一谷仓里发现一本《薛仁贵征东》（腊光纸本），开头有一首诗，过了几十年我还记得：日出遥遥一点红（喻他出身山东），飘飘四海影无踪（形容雪，谐薛音），三岁孩童千两价（暗指人贵，谐仁贵），保主跨海去征东。那时我可能八九岁。自此以后，我对看小说极有兴趣，到处搜书，看的第二本好像是《罗通扫北》，后来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前些年回老家，老人还记得，说我那时放牛、车水、走路老在看书。我看小说慢慢看出了对文学的兴趣。      

　　

　　后来我在吉安上初中。第一学期，家里替我缴了学费。之后就无论如何也缴不起了，那是1942年的事。于是我想了个办法，请求缓缴。当时的级主任是高克正老师，平时不苟言笑，管学生非常认真、严厉。她知道我是班上最穷的一个：晚自习学生得自带油灯，我买不起，每晚都靠近同学的灯坐，揩别人的油；当时学生的洗脸毛巾都要整齐地挂在寝室内，我用的是母亲织布裁下的布头，不好意思挂出来，结果让人当抹布用了。最后老师同意了我缓缴学费的请求。如今想想，当初要是没有这位老师的通融，我的最高学历恐怕就是初中一年级。但是学费缓缴也总得缴，怎么办呢? 有意思的是那时物价飞涨，我就占了贬值的便宜。比如开学时100元学费，到期末只够吃两餐便饭了，所以学校没有追着我要。以后几年都是缓缴，实则是没缴，因此初中毕业时我的文凭被扣在学校。

　　

　　初中毕业后，哥哥要我在家种地，他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没处弄钱。可是人能碰到的偶然机会很多。一天晚上，邻居的孩子王寄萍找到我，他比我大，家里有点钱，我和他关系挺好。他问我去不去考高中，我说我一无文凭，二无在外面吃饭的钱，三无报名费。他答应全包，替我缴钱取回文凭，一起进城。他帮了我的大忙，可是家里不赞成我考，我就编了个谎话，说是去考邮局，当时能到邮局工作，可是个铁饭碗。于是，家里给了我十来天复习功课的时间，批准我不下地。考完后我照样干活。一天收工回家已点灯了，突然有人跑来我家报喜说：“梓坤考中了。”那人拿着一张大红纸，跟范进中举似的。我只好跟家里讲了实话。不过因为学校给了我一些奖学金，家里出的钱也很少。 这样我来到了当时的国立十三中，在吉安青原山。那是文天祥念过书的地方，欧阳修可能也到过。当时还在抗战时期，全国有一、二十所重点中学办在非沦陷区。这所学校的老师很强，可惜没有实验设备，高中毕业时我连水分解都不会。但有三门课只要用脑、用功就行，就是英文、数学、国文。这都是我喜欢的课。我记得当时书很少，我把一本很厚的《Complete English Grammer》（用英文写的）抄了一大半；林语堂的《高级英文法》基本上全抄了。英文语法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因为抄的时候每个字都看了，所以记得很清楚。高中时我还抄过《孙子兵法》，从头到尾抄了两遍。一本毕业时作礼物送给了同学，另一本我一直留着，现在找不到了。这些经历对我的帮助十分大，后来我写《科学发现纵横谈》就与此有关。从那时起我就特别注意方法问题。大学毕业后我很仔细地读了华罗庚、苏步青写的读书体会，后来对科学家甚至文学家、艺术家的成功之道也感兴趣，比如盖叫天为什么能成才……越看越有兴趣，越有兴趣看得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离乡去异地求学。

　　

　　（二） 走进大学

　　

　　我高中毕业后上大学也十分不容易，还好有一位湖南籍高中同学吕润林的帮助。他主动提供我从江西到湖南长沙的旅费，我们结伴而行，路上还有些终身难忘的经历。那时从江西到湖南长沙，除坐一段火车外，全靠两条腿。一天我因肚泻，他先走一步，两人走失了。天黑后我见到路旁孤零零有一人家，灯光暗淡，只看到一个人，他说不便在家留宿，领我到一座荒凉古庙中独自过夜。四周无人烟，淡淡的月光下，只见庙里积尘极厚，泥胎菩萨已破旧不堪，只有一条宽厚结实的长凳还可以躺。头一次出远门，毫无经验，脑中顿生恐惧之感：那人很像《水浒传》中开野店做“人肉馒头”的。想想毫无办法，只好拼了。我在庙中以凳顶门，坐了一夜，直到天色微明心中才石头落地——原来那是好人。我因身无分文，留下一块手帕当作酬谢，不辞而别，追赶同学去了。后来走到一条河边，正愁前途渺茫，忽然出现了奇迹，又碰到了那位同学。

 

　　到长沙后我得自谋生路，于是我找到吉安同乡会。欧阳伯康先生帮我找到一个临时教师的职位，在庐陵小学教了两三个月的书。我这个人机会碰得好，而且每次机会出现时都抓住了，现在想来，只要失败一次就糟糕了。我心里一直感激那几位老师和同学。后来，初中高克正老师的儿子与我同在北京师大，就是搞明史的顾诚教授。就上学而论，看来能进去是关键，等进了学校总会得到老师、同学的帮助。

　　

　　关于大学选择的专业问题，当时我也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从中学经历来看，我对文学、数学、外语都感兴趣。但考大学怎么选中数学呢?完全是为了“饭碗”问题。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当个教师。当然能搞科研也不错。当时搞文的人材挺多，报社能写文章的人就很多；学英语没后台也靠不住；学数学比较保险，虽不会飞黄腾达，饭碗总是有的，所以就选了数学。当然我对数学很喜欢。 我是1948年考的大学，当时报志愿和现在也很不同，当时有五所大学在武汉招生，就是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克强工学院，湘雅医学院，还有一所水利学院。各校分开报名，考试日期也错开，五所大学我都报了，全考取了。武汉大学数学系当年设了两名奖学金，给了我一名(另一名给了刘志奇同学)，所以进了武大；要是自费就进不去了。齐民友同学同年从四川考入，跟我同班，他天资很高，学习成绩最好。 而我，在入学的第一年还认真学了点数学，后来就不行了。武大当时的民主风气较浓厚。解放前国民党在武大抓过几个地下共产党员，枪毙了。越高压反抗越大。武大那时是华中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我因经历与出身关系,很容易就接受了革命宣传。那时读了校园里流传的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还有《通俗资本论》，文学作品有《李有才板话》。周末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唱民主歌曲，如“山那边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解放前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迎接解放军，拒用银元运动，土改，思想改造，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还有抗美援朝，大家都报名参军。当时的运动都由学生支部领导，整个理学院十来个党员，数学系顶多三四个。我对数学虽然仍很有兴趣，但完全被那些运动掩盖了。当时校党委书记是徐懋庸，口才非常好，两个钟头的报告不用稿子没有一句重复,才子型的；他只读过小学。我后来读过他的选集，文章也写得好，鲁迅给他的文集写过序。我们这些人都还比较幼稚，大家都爱听他讲，对他很敬重。

　　

　　大学里，我一年级读Fine的初等微积分，比较认真。二年级是Goursat的高等微积分，以后学习前苏联，主要抓分析这条线，代数和几何学得很少。曾昭安先生教复变函数，李国平、吴亲仁、张延昌先生教高等微积分，余家荣先生教实变函数，主要是Titchmarsh《函数论》的前一部分，孙本旺先生、曾宪昌先生教代数，路见可先生教常微分方程和拓扑学。张远达先生讲代数,主要是矩阵论，群论讲得很少。Eisenhart用张量方法写的微分几何讲了一点，老师是叶志，不过现在全忘了。偏微分方程没学过，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概率论。所以我后来走上研究概率论的道路，也很有戏剧色彩。

　　

　　大学毕业时，是1952年。学校说保送我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武大二十几个毕业生去北京，一路上真是春风得意，歌声不断。我跟一位同学去教育部报到，接待我们的女同志说，任务有变，你们这批全去学校教书。听后我们一句话没说，我被分配到南开，其他人东分西散，有到农业大学的，有上东北的。分到南开后，我在理学院当了一年党支部书记。1953年参加办工农速成班，我和一位姓宋的年轻教师(搞化学的)负责。当年有选送苏联留学的名额，但只能去一个，宋是团员，党员让团员,他去了。1954年又有选拔留苏考试，我考取了，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专班学了一年生活俄语。 

　　

　　（三） 求学苏联

 

　　我到苏联是去念研究生，和我们一批去的有的是去上大学，还有的是进修教师。念研究生要事先在国内定好一个主攻方向。那年有几个去学数学的，有人建议我尽量选国内比较薄弱的，没有什么人搞的方向。最后确定三个方向，就是偏微分方程、计算数学和概率论。有人叫我搞概率论。我无所谓，因为在大学主要就学了点微积分，到四年级李国平先生还在给我们讲戴德金分割。出国前几个月我找过关肇直先生，问什么是概率论。那时国内还未出过一本概率论的书。巧的是1955年3月（或4月）的一天，逛书店见到了丁寿田先生译的《概率论教程》，作者是苏联的Гнеденко。出国前总算自学了三个月的概率论，做了详细的笔记。由于俄专管得很严，不许分心搞别的，所以我只能偷偷地自学。

　　

　　那时我在苏联的导师，最初名义上是Кoлмогоров，实际上是Добрушин。这个人很有才华，只比我大一点。考试只是先问问一般情况。为了订教学计划，他问我学过概率论没有，我要是说没学过就麻烦了，那样或者就得从大学本科念起，或者得回国准备好了再来。我只好说学过。他追问我学的什么书，我说Гнеденко的，他说那就行了。当时莫斯科大学念概率论的研究生在念大学本科时都已写过论文。我却要从头念起，非常吃力。那时Добрушин帮我订学习计划，确定该念什么书；他指导很具体，很耐心，至今我仍对他满怀感激之情。开始念Halmos的《测度论》，还好念；后来念Doob的《随机过程论》，苏联人都认为那是本天书。那是全世界第一本认真撰写的随机过程的书，Doob是大家，好多东西他都认为是trivial的，文字特别多。我没退路，只好啃，拼命向前。老师指定的章节基本上都读懂了。特别是马氏过程、平稳过程。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内容还念得不很清楚，但不成为障碍了。

 

　　读这种经典之作，我的办法就是开始一天念一页就很满足，一边读一边抄，边想、边做笔记、边做习题，一页中总有好几个问题。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思想慢慢前进。思想这个东西像一匹野马，老想奔驰冒进，这很可能忽略某些要点。读过50页之后，掌握了基本概念、符号、作者的写作风格，就越读越快了。写书的人各有不同：有的书很详细，生怕人家看不懂；有的人赶进度，因为东西太多；最糟糕的是作者不懂装懂，这种书根本没法念。

　　

　　任何一门学问，不光数学，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读Doob这本书辛苦是辛苦，但精神上有很大乐趣。我学概率论就越学越有兴趣，数学中许多结果是料想不到的。比如有名的“同生日问题”：一个30人的班，至少有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竟达到70%，出乎意料。测度论也很有趣味，像叶果洛夫定理，鲁金定理……念一般过程论，理论深了，如果要钻进去，一是不要图快，慢慢深入，一是要十分努力，让它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急躁冒进，似懂非懂，钻不进去，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钻进去。我常跟同学们说，容国团讲“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可以加一句：“人生总得搏几回”。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再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以形成良性循环。

　　

　　当时在苏联除了我之外，跟我同去的进修教师江泽培同志也学概率论。但是他基础好，能力强，我好多东西请教他，他很耐心。后来又去了些大学生，如周概容、李占柄等。老江和我去时见过Кoлмогоров，他说你们两人，一人学平稳过程，一人学马氏过程。后来老江研究平稳随机场，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多指标平稳过程预测理论的，工作做得很好。

 

　　两年后胡国定同志也来苏联做进修教师，念信息论，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在苏联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国后开创了数学信息论的方向。

　　

　　我在苏联学习了三年，当然除了专业，还有很多其它收获。比如我还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苏联朋友。不过当时一心想快点学成回国，我连学校组织游伏尔加河都没去。那时的思想很单纯。我结业时剩下一千多卢布，我把一部分给了生活稍有困难的同学，其余全上缴了，连个小杯子也没买。现在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太傻了，但我觉得自己尽了最大努力，问心无愧。

　　

　　（四） 回国后的黄金时期

 

　　 我1958年从苏联回国，当时正值大跃进。我先到数学所为一位波兰统计学家当翻译。有人告诉我可以跟这位专家到南方转转，我无动于衷，马上回校工作了。回国后运动很多。1960年闹饥荒，大家老实一点，没再搞出新花样。我认真做点工作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至1965年上半年，大约六年时间。那时我与爱人分居两地，带孩子全靠她。 她在北师大，我在南开大学。我不能调北师大，结果就得到了这样的好处——专心搞点学问。那几年我每年开两门课，就是“随机过程”和“概率论”，至少办一个讨论班，有时两个。我写出了十来篇论文，还带了几届研究生（大约在1960—1961年招了第一个研究生）。其间，写了三本书，就是《随机过程论》、《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后两本书到“文革”后才出版。这比较高的效率基本得益于求学时逐渐培养出来的写作能力。

　　

　　其中，写数学书是边讲边写。如《随机过程论》和《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讲完课稿子也就成了，一次成功，很少改和抄。讲课时把讲稿一油印，就交出版社等着出版了。否则抄抄改改，功夫不得了。写非数学的书，比如《科学发现纵横谈》那可改了好几遍。 除了学术和教学，在那六年，我还做了一些社会工作。诸如当系党总支委员，开会不少。但党总支对我们比较照顾，会后的具体事务不要我们干。将近六年时间，是拼了点命。我还翻译了《马尔可夫过程论基础》，那时每天中午抽出半小时，人家午睡到两点，我睡到一点半。也是一遍成功，没再抄。现在不行了，《布朗运动和位势》就写了两三遍。

　　

　　我在同龄人中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抓住了时机干了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过到1965年下半年又糟糕了，下乡去搞“四清”。“四清”时正好《随机过程论》的校样来了，吴荣同志在天津帮我校对稿样，后又把校样寄到我“四清”的乡下，我趁晚上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看，结果这事上了大字报。

 

　　之后，“文革”开始了。因我算是系里的当权派，有一本批判我的材料，说是保护修正主义苗子等等。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有个“三家村”，就是系里的胡国定、邓汉英和我。老胡敢说敢做，认准了一件事非干到底不可，他是挨整的重点对象，还关进牛棚劳改了一阵；老邓做事稳，想问题比较全面。当时批我，是因为据说我“坏主意”出得多。不过我出身好，没什么把柄，后来搞不下去也就放手了。顺便说一句，我们三个人关系很好，诚心相照，没任何利害冲突。三人中我年纪最小，有好事他们都让我。我没什么奉献，却当了三次天津市劳模和天津市人大代表，“文革”中批劳模说是“人造劳模”。

　　

　　“文革”中我没能搞数学，只参加了两项任务，一是跟军事单位合作搞在计算机上模拟随机过程，二是研究地震统计预报，这都是无人敢批判的。那时林彪一号命令没把我赶下去，就是因为做的那个统计模拟课题。我起先不知什么叫统计模拟，为搞任务，查到一点文献，不多，如外国人用计算机产生伪随机数的一些方法。整个搞法也是一层层逼近。为模拟平稳正态过程，需先模拟正态随机变量；最后归结到产生伪随机数的问题。伪随机数是机器根据人的指令产生的，实际上不是随机的。程序编得好，造出的数可能具有随机数的某些性质。比如随机数能通过一些统计检验，若选出的数也能通过，就说它们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能通过的检验越多，随机性就越强。然后再作变换得到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经多次变换得到一般随机过程。 具体工作中，我在应用概率论和算法方面动脑子。由于计算机能力太差，就都是同学们通过计算机计算。但当时成果不能发表，就只写了个报告。那时出的书要联系实际，我就把有关方法写进《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一书，作为一章，叫“随机过程的模拟”。以后没有再搞这方面的工作了。

　　

　　当年学校怕我被部队拉去，刚好1973年正好招工农兵学员，要选派“又红又专”的教师，贴了红榜，他们就以此名义把我调回。教了一个学期书就去搞地震预报了。

 

　　当时我们是用统计和转移概率的方法预报地震的，1976年全国三个大地震，我们报准一个半。何来“半”呢？因预报涉及三个要素——时间、地点、震级，只报准其中一项或两项算半个。《数学学报》和《地球物理学报》发表过我们地震预报小组的文章。可惜唐山地震漏报了。全报准的是四川松潘地震。当时认为我们的报中率算高的。1978年出版了一本《概率与统计预报及在地震与气象中的应用》的书，执笔是我和钱尚玮（他搞天气预报），参加的人还不少。后来仍有人用我们的方法预报地震。

　　

　　度过“文革”十年真不容易，但是人的一辈子，机遇也是很多的。那时我一个多月回北京一次。1977年有次从北京返校，邻居告诉我说：“你要升教授了！”。当时教授是个贬词。“文革”前学校要提我为副教授，报到天津市正赶上取消军衔，学衔也就不搞了。这次说是天津要提两个教授，一个是我，一个是天津大学贺家李。 这次升职隆重得很，在天津体育馆开大会，几万人参加。我坐在那里不知是升副教授还是正教授。问了别人，回答说是正教授。那时连陈景润还没升，是全国第一份，还拍了电视。香港报纸也报道了，不过香港对为什么提我说得不清楚。我是糊里糊涂升上了教授。后来我想，提升我是比较保险的，绝对不会出毛病：出身没问题、政治上没问题、当过劳模、业务上还站得住。

　　

　　（五）《科学发现纵横谈》的成书感触

 

　　“文革”期间，我没能搞数学，但是写了本书：《科学发现纵横谈》(简称《纵横谈》)。在1977年我被评为教授之际，我的《纵横谈》开始在南开大学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连载，反响很强烈。我想这也是赶上时候了：以前都是些讲两条路线斗争的八股文章，我讲科学发现，内容新鲜活泼，文字写得还可以，就比较吸引人了。

 

　　可是人稍有点名气就麻烦了。来信特多。光因《纵横谈》的来信就上千封，还有寄花生、酒、人参来的。人参我都退了，酒只好留下，但要寄钱回去。开始我是有信必回，根本没有时间搞别的。研究工作做不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做工作必须要在谁也不知道你的时候做，最踏实，当这个代表那个代表，就不好办了。

　　

　　《纵横谈》的起草是在“文革”中，还真吃了点苦。那时住朝北的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光线相当差，白天都要点灯。每年冬天手都要生冻疮，茶杯里的水和洗脸毛巾都结成冰块，早上起床被子上结了一层霜，因为那时不烧暖气。

 

　　 而关于这本书，我是按德、识、才、学这条线展开写第一部分的。搞科研最好要具备这些条件。“德”，指品德，社会道德。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多人探索的结果。不搞社会主义，别的路走不通，做人的基本品德很重要，对名誉、钱财要有清醒的认识，见钱不要命最要不得，用损人的办法达到个人的目的，最糟糕。“识”指见识；“才”是才能；“学”就是学问。还有条线是“实践—理论—实践”。讲发现的过程，也讲了灵感这类东西，构成第二部分。 当时写它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积累材料，特别是涉及非数学内容的。我写完《纵横谈》之后做的笔记就有一大摞，共七八本。我喜欢抄东西，从中学就开始。并且写这本《纵横谈》，有几本书对我影响较大。我最早看的一本科普著作是苏联人写的《物理学的未知世界》，写得很通俗、形象，使我对物理产生了兴趣。后来看贝尔纳写的《历史上的科学》，很有水平，近乎科学史。另外，还看过《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和《科学研究的艺术》……“文革”中没事，我又抄了不少诗词，看历史、哲学及方法论方面的作品。而且，《纵横谈》也是讲方法论的书，像《纲鉴易知录》，对我也很有帮助，使我没有卷入那些派别，对“文革”中的一些现象看得比较清楚。

　　

　　 我虽然是搞自然科学的，但通过这么多年自己的经历，我是建议大家学点文史哲的。比如《后汉书》中的《党锢列传》，讲东汉宦官与大臣之争，好多名流被害死。别看宦官能一时得势，但绝对不要沾他们的边，沾上了总是要倒霉的。所以，“文革”中我是不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我后来对学生说，学文的要懂点理工科知识，学理工的更要学点文史哲，当然不必钻得很深。知道些历史，就能减少上当受骗、受人欺侮的机会。有些学理工的人太老实，卖很大的劲帮人干事，个别人还不幸陷入勾心斗角的境地。何必呢!有功夫多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就是了。      

　　

　　写《纵横谈》是我几方面兴趣的产物——科普、诗词、历史、哲学、方法论。几门学问一交叉，才可能出成果。虽然数学书懂的人不太普遍，但这本小册子能够印40多万册，影响还是比较广的。  现在，我上了年纪，要在数学前沿做出好成果比较困难。眼睛也不帮忙，看东西吃力。脑子也不如以前。以前做事都是提前完成，现在办不到了。再加上分心的事特别多，开会，审稿，再没有能静下来冥思苦想，花一年搞一两篇论文的事了。但是我对当前数学的发展，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兴趣。

　　

　　注：《科学发现纵横谈》有多种版本。首先发表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7年第4期第70～85页，第5期第74～88页;第6期第51～73页；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结集成书在1978年出版第1版；1982年出版第2版，1995年第6次印刷；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99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科技日报》于1996年4月4日至5月21日全文连载。我校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科学发现纵横谈新编》，其中第一部分即为《科学发现纵横谈》。

　　

　　（六） 在北师大任校长的日子

　　

　　1984年5月，我来到北师大任校长，首先到这儿来，最早的印象，就是北师大的师范性与学术性怎么样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好几代人，因为有一部分人强调学术，说师范就不要管了，最好把师范这个名字取消，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是师范大学，还是要把师范搞好，把培养教师，特别是培养中学教师，作为主要任务。我认为，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它们不是对立的，我们两个都要搞。既要抓高的学术水平，又要面向教育，培养老师，包括中学老师、大学老师，或其他专科学校的老师。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学术水平不高的话，培养的老师水平一般不会太高，那我们就和普通师范学院一样，就不是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了，所以，我们必须抓学术。同时，我们的师范性也不能丢掉，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干这个事，何况培养师资是光荣的任务。就像军队有海陆空三军，你是陆军就是陆军，不是空军。一个国家的师范院校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学校有这么多老师，有的人擅长搞科研，有的人擅长教学，各有所长，各人发挥各人的优点就是了。搞科研好的多搞一些科研，教学搞得好的多培养一些人才，多做一些教学工作。

　　

　　我就这个想法，因此，我两方面都支持。我来的时候，学校还是有一些派性的，有少数人搞得水火不相容。我们团结起来，一块把学校搞起来不更好吗。而且，这并不矛盾，你搞你的科研，他搞他的教学。我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多数人是赞成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很反对，好像我不重视科研。我自己是搞科研的，我怎么不重视科研？有些人却非常偏执。我现在还这样看，2002年我们百年校庆，不是也提到教师教育吗，但这不是惟一的。我们还要搞科研，培养老师，是和其它大学区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管是转型还是不转型，都得这样做。北京大学也培养老师，不能光培养某一方面的，更不能说歧视哪一方面的。

　　

　　我在任时，对教学、科研搞得好的都要奖励，包括行政做得好的也要奖励。特别是奖励一批年轻人，在当时算是多的，好像是奖励300元；还给了单间的一套房子，相当于鸳鸯楼，这在当时还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北师大穷，来之前听说给了北京大学1个亿，这相当于现在的10个亿。起初给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没有。我到这儿之后，感到很有希望。但是当时国家教育部说没钱，要问国家计划委员会去要；计委说问教育部要，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有下落了。我的前届没有校长，聂菊荪同志是书记，他们说这件事没有落实。没有钱，怎么办学？后来我见到中央领导，每次都要钱，反正也不是为我。我也知道问他们要钱，他们不高兴。但我想我当或不当校长无所谓，我也不怕你罢官，罢官就拉倒了。他们也知道，不是追他个人的债。当然，后来也没有拿到1亿，但是还是给了一些。他们通过别的渠道，听说是李鹏总理和万里委员长向霍英东先生提议，希望他能够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当时霍英东还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霍英东对他们提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视，给了500万美元。后来盖了英东教育大楼，否则，那时我们没有个像样的楼。当然，还买了一些设备。还有图书馆，邵逸夫给了1000万港币。我们因陋就简，建了不少房子，包括礼堂。后来，科学文化厅还是起了作用，用到现在还在用(注：2006年8月拆掉)，要不，我们学生活动连个地方都没有。后来，建了水模拟实验室、化学楼。大概在我一任期间，建了整个建筑面积的至少1/3以上，这在我离任的告别辞里面有。

　　

　　这个告别辞，算是对我任校长以来的情况总结。除了房子、经费，就是奋斗目标：把北京师范大学办成为国内一流，世界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的，多贡献的重点大学。而且对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支持，光支持某一个学科不行。我们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经费也是有限的，大家不可能是一样的，有先有后，但都要支持。不像有些人，对某些学科不光是不支持，还卡人家，就很不好了。像艺术系，当时系主任是一位老先生，搞一个系费了很大的精力，有一次报招生计划，有人想把人家招生全砍掉，这太不对了。我跟人家说话时很少动情绪，但这次我说这太不对了，你把人家招生全去掉了，这个系怎么办下去呢？后来还是招生了，但还是受了影响。

　　

　　其次，我觉得师范性的特色是格外重要的。于是，我当时提出了“三高”：高水平的专业、高水平的师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高水平的师资，包括科研的高水平，在教学上也要高水平，要出成果，要有优秀的毕业生。毕业生对国家的贡献，过些年就看出来了，这是最要紧的。当然，我们师范大学没有工厂，不能发明机器，但是要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

 

　　这些都和我研究数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做领导工作，要团结群众，要有一个先进的办学思想，争取到一定的经费，这都是重要的。要团结人，因为这是一项集体工作。数学研究和其它学科不太一样，是个人行为，自己努力就行了。办个讨论班，大家在一起讨论，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工作。做领导，就必须做人的工作，要有前瞻性。要有优秀的毕业生，就必须有好的办学思想，好的老师，有一定的经费支持。 我在任期间，国内的重点高校有9位数学家校长，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系。因为当时“文革”后不太久，一些人认为，数学学得好的人，一般脑子比较清楚，比较有条理。比如说北大的丁石孙、中科大谷超豪、武大齐民友、吉大武卓群、中大李岳生、东北师大黄启昌、复旦苏步青、山东大学潘承洞、江西大学搞代数的戴执中。当时很多人对数学比较喜欢，这也跟对陈景润的宣传有关系。搞数学的人脑子比较好使，持这种想法的人比较多。但慢慢地发现，光这还不够，必须要有工科、实验室这一套，还要补充化学、生物方面的，组成一个比较好的领导核心才好。后来数学家当校长就慢慢少了，当然还是有数学家当校长的。

　　

　　（七） 我的大学情结

 

　　说起来，关于教师节的倡议，我还有一些故事。当时我想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在师范行列里应该是打头的，责任不光是搞好本校，对全国要起点作用才行。怎样提高教师的地位，怎样让大家更重视教育，我想了不少。因为我是老师，又是校长，自然地就想到教师地位的提高。邓小平对教育提出了“三个面向”；陈云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不重视教育不是好的领导。但是，当时“臭老九”式的偏见还没有彻底消除，要使正确的思想真正地深入民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欠老师工资的还很多，侮辱、打老师的现象也很多。现在领导很重视，这非常好，但还不够，要全民重视。当时我还不知道国外有教师节。我想，五一劳动节还有妇女节，这都很好，要是有一个教师节，不更好吗？就这样想出来了。我后来知道，还有一些人在以前就提出过建立中国的教师节的想法。我们学校启功、钟敬文等有声望的老先生写的建议，也起了作用。“尊师重教”这四个字倒是我最先想出来的，就是改了一个字，以前叫“尊师重道”，改成“尊师重教”才比较好。      这样一来，至少在全国人大开会讨论时，知道有老师们在建议，可以增加建议的分量。不能说是一所高校的某个人或几个人说的，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了教师节，至少政府要重视教师。

　　

　　我在南开大学工作时，和夫人不得不分居两地。直到后来我调到北师大，这种局面才转变过来。而这次工作调动，也经历了几次磨合。当年北师大在困难时期就去南开大学调过我，那时是数学系党总支书记王振稼老师去的，南开大学党委书记何锡麟接待的，请了王老师一顿饭，说还有肉吃。但是南开不同意，反说要把我夫人调过来才行。有意思的是，何锡麟其实是比较偏向师大的，他曾在北师大任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后来到南开大学就偏向南开了。“文革”后，咱师大找过南开大学数学系的胡国定，要把我调过来，南开大学不放。胡老师说，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博导和北师大数学系的博导是4：4，把我调来就变成3：5了。其实当时北京有好几个单位要调我，比如中科院数学所，在“文革”后期，华罗庚先生说过的。我说，我不一定去了，我对南开大学比较熟悉了。北大程民德，也至少两三次提出调我。 我在1991年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那时自己觉得十分偶然。我想咱们国家学问比我做得好的人确实很多。不要说别的学校，就说我们学校，王世强、孙永生、严士健、刘绍学等先生，他们都做得很好。特别是王世强先生，他比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他一直在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我们这些人还搞了不少政治，在大学里就搞，花的时间太多了，在武汉大学，理学院都是我们几个学生党员在干。实际上，我们念书花的工夫远远不如王世强深，他独身全心全意搞学问，对数学有兴趣。我们不仅自己搞政治，还要领导别人搞，这要花多少精力。我们本校的这些老师都很不错，别的学校也还有很多不错的，为何选上我，就不知道了。当时，院士的分量还不像现在，现在就不得了。

　　

　　1993年，我来到汕头大学兼职。原来汕头大学让我去做兼职教授，我没去。后来有一次在北京，我出门，到北太平庄买了一份当期的报刊文摘。我又问有无过期的，就在那过期的一份里偶然看见上面有一条消息：汕头大学招聘院士。当时我没事了，不当校长了，就给他们系主任写了一封信，问这消息是不是真的？他们当然知道我的意图，马上向校长汇报。学校非常重视，校长林维明到家里来请我，隔一天，系主任也到我家来。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稍微晚一点：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成立南昌大学，要物色一位校长，江西省想让我到南昌大学当校长。因为我已经答应去汕头大学，他们来晚了一点，我也不好推辞汕头大学。后来，清华大学潘际銮院士去了。当时我跨出这一步很不容易，这个决定我想了半天才做出。这件事在国内非常震惊，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这等于工资1个月一下子就涨到1万元了。当时，我的工资是300多元。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太好办，1万元和300多元，相差太悬殊了，人家多少会有一些看法了，说你就图钱了。当时，我想我不管那么多，我的工资不是很多，多点不是很好吗？另外，我相信自己开了头之后，慢慢地政府总会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待遇会逐渐改善，总要有人先走第一步。走第一步就有风险，我是无所谓了，我觉得这是对的，应该迈出这一步。我到那儿去，并没有花国家的一分钱，这是李嘉诚的钱。我不是向国家伸手。这样一想，我心里就比较安静。后来，大家的工资不是提高了吗！我还是做了一件好事。现在看来已经正常了。

　　

　　院士兼职（虽然不是很多），我对这种现象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他应该有个主要的工作。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有的地方希望有一个院士带头，把一摊子搞起来，并不需要你盯在那个地方。这样一来，你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就可以了，校方并不需要你来发表多少SCI的文章。同时这对该学校的声誉提高有利，如果一所学校有两三位兼职院士，对这个单位是有好处的。另外，对院士本人，多做一点贡献也是好的，收入增加一点也不是坏事。但如果为了兼职而兼职，为了更多的收入，就不好了。

 

　　我想，对于一位院士，一个单位要诚心诚意地请他，他也多少要起一点作用。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像一个系里办学的方向比较分散，有位院士来了之后，对某个方向的建设有帮助，有一定的凝聚力，对学校的声誉有一点影响，这么去，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但不能为了人家的报酬，到好几十个学校兼职，怎么受得了，说起来也不好，这个我不赞成。

　　

　　（八） 情牵数学事业的发展

 

　　 咱们北师大数学系，有4位知名教授，都生在同一年，又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想这与当时的成长条件有关系。比如说，当时刚好有一批人到苏联留学，我是从南开大学去的，他们是从北师大去的，王世强和老严（严士健）没去。如果没有选拔，就没有这些事了。那时候，刚好有一批人又回到北师大，我又调到北师大，碰到一块了。 我是1955年去苏联的。1957年就反右了，这就很糟糕，有好多很好的学生被反掉了。这与当时的政治空气有关系：学习的时间很少，到后来，越学得好越糟糕。 北师大数学系在1952年以前培养的毕业生人数是全国第一，有446人，这还不包括辅仁大学和女师大，也不包括沦陷时期的北京师大。北大毕业是260多人，清华大学毕业不到100人，浙江大学是108人。虽然我们毕业的人多，但拔尖的人较少。       咱们北师大数学系的科研，在发表论文的顺序上，开始是王世强，后来是刘绍学、严士健、孙永生等，慢慢地做起来了。我们北师大数学系在学术上有个传统，做学问比较踏实，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这是优点，读书也比较用功。我们希望发挥优良传统，要更多地提倡创新。     若问我对现在咱们数学系的数学教育和数学史方向的建设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数学教育是北师大要认真搞的，前一辈，像钟善基、丁尔陞、曹才翰等先生都是很好的，现在钱珮玲也很好，下面我就不太了解了。

　　

　　学科建设，是一门学问，它和搞纯数学研究是不太一样的，各有各的特点。它比教育学要实际一点，又有自身的特点。当然，我看主要还是人才问题，要选几个比较能干的中青年人才。搞数学史的胡作玄，做数学教育的张奠宙是很好的，要能达到他们两个的水平就比较好了，数学史方向还有袁向东、李文林。这些人的数学本事也比较强，知识比较全面，比我们哪一方面的人都全面。      另一方面，搞数学史，在数学上要有相当的水平，要有一定的深度，但他不一定搞某一方面的研究，对数学的概况要比较全面地了解，同时对数学进展方面也要有一定的知识。比如对Fermat定理，他们要知道不少，那他就有学问了。不能光发表一通感想。 培养数学的通才甚至比培养数学专才还难，当然他不需要写某一方面很深的专业论文。要留两三个这样的中青年，而且他要爱这个专业，给他创造一些条件，留学、提职称要适当考虑，还有就是要申请博士点，不要让他们感到没有希望。

 

　　我觉得培养研究生，导师的作用主要是指明一个方向。针对研究的问题，在讨论班上大家互相启发，主要是利用讨论班，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大家在一起可以提供一些思想，最要紧的是可以培养学生自学和科研的能力，不要走出去就不会搞了。自学、看书、看文章的能力，独立找问题、科研的能力都要培养。还有，要有比较好的学风，努力工作，作风正派。我们的学生一般都还好。要注意他们的人品，做学问要老老实实。 我们招研究生比较难，没有多少人愿意学。我能力也不够了，年龄大了，眼睛受不了，脑子也不太灵活。现在就靠李增沪他们了。什么事情都要想得开，不能老站在那儿，要靠后来人。培养几个比较强一点的就下来。还有洪文明也很有希望，将来可以到国外进修一段时间。张梅也很好，人比较正派，也比较努力。科学发展规律很快，老是抱住一个方向，任何人都是不行的。

　　

　　数学的两方面——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数学本身要发展，就要得到比较深刻的结果。这是其内部发展的需要。像科学的假说得到证明，就会得到内推动力；另外一个方面，是数学价值，也就是人民需要的。对数学的评价，要看它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要这干吗？就像下棋，下得再好，只有两三个人看，对别人影响不大。下棋也很有学问，但那只是娱乐性的。数学也是这样的，如果找不到应用价值的话，就得不到公众的正确评价。另外，应用数学确实也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它是从外界来推动，会提出新问题、新的模型。应用数学要由大家来搞，要很有学问的人来做。比如，到底是什么样的立体结构，才能影响蛋白质的功能？生物学提出了双螺旋结构，这是一个，它只能说明DNA的一种形状，但没有说明这种形状怎么影响它的功能。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说不定还含有很多数学问题，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来解决它们。这就需要相当有修养的人，而且因为这不光是现在的几何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还得要非常聪明的人，专心地做这些工作，才有可能解决。这也是我花很长时间写《今日数学及其应用》一文的初衷。 

　　

　　现在搞研究的差不多都是搞纯粹数学的，搞应用数学的一定要解决真正有分量的问题，虽然对数学贡献不是很大，但是确实会在应用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有质和量两方面，都在起作用。既然是应用，就要真正有应用、有特色、有重大的影响。现在，应用数学评上博士点也不容易，因为很多都是搞纯粹数学的人，一看就知道水平不够。 我觉得国内SCI、EI、ISTP的评价指标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但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否则就糟糕了。因为SCI不是那么了不得的，国外不重视这个东西。像美国大学里的人，问他SCI，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们写文章，找找参考文献，参考参考还可以，但要作为决定性的，没有这个就不行了，什么都靠它吃饭了，这就太偏了。搞自然科学不能这样搞，这样搞就把人毁了。如果我专心致志搞DNA，没有职称、工资，都没后路了，我怎么搞？

　　

　　对于成立数学科学学院，我的建议就是把领导选好，这个比较重要。要选一个既肯干，又有开创性的院长。原来的系主任郑学安，他写的书《紧致齐性空间上的调和分析》有很高的水平。

 

　　数学家要把名利看得比较淡薄，对数学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名利。昨天我给《科学时报》提了几个字，跟学风有点关系，可以参考一下：“朝观舞剑，夕临秋水。十年小成，百年大举。”意思是说，白天要奋发图强，舞剑使精神振奋，到晚上，就看看庄子的书，《秋水》是庄子的一篇文章，对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勾心斗角的事，就看得比较淡薄。二者是“入世、出世”的思想。前面这句是儒家的思想，就是积极的人生观；后面这句是道家的思想，就是达观的人生观，两个都要有。十年小成，做学问的要不断地积累，十年之后可能有点成就，百年才能大举，当然不是真正的一百年，意思就是长期坚持地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