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8日14点30分，后主楼1932室的师生济济一堂。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韩格平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的讲座顺利开始。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辛德勇老师的精彩讲座，第二部分是辛德勇老师和博士生、硕士生们的互动交流。
    辛德勇老师的讲座题目是“从版刻看《三国志》本来的名称”。辛老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精彩纷呈的论述，来复原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本来的名称——《国志》及其本名背后的含义和演变历程。
    一、唐以前文献所见《三国志》书名。辛老师认为《隋书·经籍志》中关于《三国志》的著录是根据藏书室里的登记（比如存放书时外面所用的函套），而《晋书·陈寿本传》所称《三国志》则是史书采取的俗称，并征引刘知几《史通》、常璩《华阳国志》中关于《国志》的记载和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从正反两个方面分别加以精彩论述。比如对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的分析，辛老师又引用相关材料来证明裴松之所上的奏表本来没有名称，是后人方便称呼所加，从而更加证明《三国志》的本名不叫“三国志”。
   二、由版刻和写本的题名看《三国志》本名。在强调完版刻的重要性后，辛老师把《国志》演变成《三国志》的历程分为两大阶段：1、明万历吴琯西爽堂刻本开始由《国志》变成《三国志》，但此时还保留着一部分原貌。2、明万历二十八年北京国子监敖文桢刻本去掉卷端的大题和小题，仅保留中间一层题目，改“某书”为“某志”，此时已经面目全非，而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武英殿本继承了这种形式，于是《国志》亡而《三国志》兴。辛老师并引《新旧唐书》和《唐书》、《新旧五代史》和《五代史》名称的变化、《毛诗注疏》、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德林的记载和《水经注》的内容来加以佐证。其中《水经注》提到“《魏书国志》”和“《魏书郡国志》”，历来是学界的一个难点，辛老师在全盘考虑之后，认可杨守敬的说法，认为二者皆指《国志·魏书》，“郡”是衍字，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三、魏、蜀、吴三书与《国志》的刊印流传形式。辛老师从“通代为史，断代为书”的原则出发，认为陈寿《国志》的名称来自于《国语》、《国策》的启发，并认为《周礼》所记“邦国之志”与三国时的政治状况颇为相似。陈寿吸收以上两方面的启发，把《魏书》、《蜀书》、《吴书》合为一书，命名为《国志》。这样就对正确解读陈寿对当时三国政权的看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精彩的讲座之后，在韩老师的主持下，师生们就本讲座和治学方法等进行了火热的互动交流。针对本讲座，同学们提出“‘目录’最早出处”、“志书体例在陈寿生活的时代是否就已经存在”、“当时西南流行志书是否对陈寿产生影响”、“‘篇’和‘卷’的关系”、“《三国演义》的流行与明代时《国志》变成《三国志》的关系”等问题；又有同学向辛老师讨教治学方法等。辛老师都实事求是地做了回答。他尤其强调脚踏实地看书，并以其师黄永年先生“读书得见”和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教导来勉励同学。
    通过辛老师本次讲座，我们不仅明白了陈寿的《国志》演变为《三国志》的历程和原因，也更为切身地感受到了辛老师治学、修身的体会。他对版刻知识的强调、对传世文献的重视、对前人学者的尊敬和不迷信、对学术背景的扩展、对古书常识的看重与运用、触类旁通的逻辑思考等，都给同学们以深刻的启迪。

通讯员：关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