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劳工问题，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职工中的社会问题。二是，农民向工人转化中的社会问题。

二、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职工问题

　　从承包、租赁，到三项制度改革，再到企业改制、职工下岗分流，又到企业重组、职工身份置换等，出现了职工“弱势群体”(现在称“特殊困难群众”)及其相关问题。

　　相当多的研究预设，将出现通常工业化过程中激烈的劳资对抗，或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元的劳工组织会带来激烈的社会冲突等。

　　事实上，这种预设的社会后果并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比较有解释力的研究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Anita Chan等人，运用社会法团主义（societal corporatism）进行解释，认为目前统一的中国工会对改革的适应能力，比一般人想象得会更大。

　　香港浸会大学陈峰博士，运用道德经济学理论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发生的“工人抗争”，认为其发生的原因一定是出现了生存危机，由于政权对这种“抗争”的宽容，多数会得到化解。

　　美国匹兹堡大学唐文方博士，研究工人在国有企业里为什么参与，认为通过思想发动进行的动员性参与，比通过集体谈判进行的利益性参与，更有实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冯同庆，研究了改革过程中工人的社会行动，认为国有企业工人在历史上形成的自尊，可能成为改革的阻抗力，但在新体制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缓解与新体制阻抗的亲和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爱玉副教授，研究了改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认为大量的案例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工人的选择是积极的无集体行动，其服从、退出、个人倾诉对行动者个人和企业改革目标而言是比较积极的。

　　英国Cardiff大学赵明华博士与国内学者，对中国商船的政委制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政委的某些功能在未来时间内有可能弱化，但是它有助于维护船员权益的某些功能是其他职务无法替代的。

三、 农民向工人转化中的社会问题

　　非公企业工人、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工时、安全卫生、劳动争议、突发性事件等。问题集中在，如何估价这些劳工的处境，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相关的研究普遍认为，这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也亟待解决。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在中国复活了。

　　但是，较少有人讨论，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些问题的性质，以及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有学者讨论过或现正讨论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环境、本土特征、体制背景等，有益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更好解决上述社会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他的家乡江苏省开弦弓村的村办工业时，介绍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引入了合作思想、合作方式。

　　美国Binghamton大学的Mark Selden教授等，研究河北省五公村农民从事的商业、工业活动时，发现农民不认为出现了阶级性质的剥削，解释了他们愿意近乎“免费”地加班加点的原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博士，详细考察了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的关系，认为农村集体在组织和精神上保持的越完整，农民适应市场就越容易，成为市场赢家的机会也越多。

　　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徐小洪副教授，对浙江省特别是温州市的民营企业劳资关系进行了实证调查，认为其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地缘环境使那里出现的是“合作式”的劳资关系模式。

四、 从更宽阔的视野看中国的劳工和劳工研究

　　如果从现实去追溯历史和观察未来，上述劳工社会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问题，相当程度上源于历史选择上的失误。

　　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到黄仁宇，他们对中国历史上制度的优劣长短的评说，富有启发意义。

　　目前的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开放和改革的时代，劳动与资本之间不仅产生了更多的冲突，而且是在谋求更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