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百年历程
赵世瑜 陈宝良 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与北京师范大学一起，走过了百年历程。从师范馆、北高师，到北师大时期，在中国现代历史学术形成、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史学科不断成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出版了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逐渐形成注重会通、强调专精的特色传统。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代史学科正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契机，通过群体努力，为获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培养更多的出色人才做出贡献。
2002年，正值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本校的中国古代史学科也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本学科草创、奠基于20世纪之初，经过一个世纪多代人的努力，历经艰辛曲折，终于发展成为今天有相当规模、并具很高学术水准而又有自己学术传统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在这新世纪之初，又值本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之际，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总结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无疑是本学科贡献给百年校庆最好的一份厚礼。
一 本学科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史学科是中国大学初建之时就已存在的传统学科，其在我校的百年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4个时期：（1）史地类、史地部时期的学科初建（1902-1927）；（2）单独设系后学科的发展与调整（1928-1948）；（3）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更新与曲折发展（1949-1977）；（4）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奋进（1978年至今）。下面依次进行简单的回顾与介绍。
史地类、史地部时期的学科初建（1902——1927）
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之初，中国古代史学科即告形成。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十一月十八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式开学，1904年改名为优级师范科。虽然当时尚未专设历史学系，但根据《京师大学堂章程》，在师范馆、优级师范科开设的14门课程中，中外历史是其中之一。早期师范馆与优级师范科的实际课程安排，在第一年是普通科，第二年才是分科学习，分科共四类，分别为：国文、外国语（第一类），中外历史、地理（第二类），物理、化学、数学（第三类），博物科，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第四类）。
1908年5月，清政府将师范馆与京师大学堂分离，优级师范科被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设有公共科和分类科。公共科相当于预科，分类科相当于本科。分类科的学科设计分为四类，其中第二类以历史地理为主。
从早期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第二类”分科就是后来史地部的雏形。从学科意义上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立之初的“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的，而中国古代史学科则是类、部下面的一个分支。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民国元年）8月20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按照民国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师分预科、本科和研究科。其中本科共分六个部，历史地理部为其一，简称史地部。《规程》还规定了本科各部分习的科目，其中史地部所习的科目包括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和人类学，而预科、本科均有中国古代史课程的开设 。
综观早期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建立，显然有下面几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学科概念问题。说到这一学科概念，不能不提到梁启超“新史学”观的提出，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史分期问题。早在1901年，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之前，梁启超就刊布了《中国史叙论》，认为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看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不是“以一朝为一史”，从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中国之中国”，为“上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为“中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是“近世史”。尽管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后人有很多仁智互见的不同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梁启超这一打破朝代的新的历史分期的提出，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学科分类意义。无论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优级师范科，还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地部，在历史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受到了梁启超“新史学”及其相关分期说的影响。
第二，从早期历史课程的设置上来看，中国古代史一直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学科分支地位。因时代关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优级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的中国史课程设置，所讲授的内容当然是以中国古代史为主，即使到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的时期，无论是预科，还是本科，其中国史课程的内容，仍然以上古史、中古史为主要内容，事实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古代史。
第三，北京师范大学有深厚的历史研究传统，而中国古代史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同样占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自民国纪元以来，北京高师就有了史地学会，它由本校史地部的学生组成。1920年春，史地学会酝酿印行《史地丛刊》，直至1922年6月，共发行四期，每期载文16篇左右，内容涉及中国古史、历史哲学、文化、佛教、民俗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综合分析等。
单独设系后学科的发展与调整（1928-1948）
1923年，北京高师改建为北京师范大学。1927-1929年，学校几经分合改名，1929年从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恢复为北平师范大学。1931年，女师大（即当时的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与北师大合并。在此学校改制不定的时期，文史研究和教学并未停顿，史地部于1928年分为史学系和地理系，历史学科建设工作逐渐走上正规。1930年3月，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在徐炳昶院长的筹划下设立了研究所，出版《女师大学术季刊》，主要偏重于文史研究。 1931年两校合并后，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并于当年6月开始出版《师大史学丛刊》。
历史学单独设系，无疑给了中国古代史学科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古代史的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女师大学术季刊》所发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文来看，吴其昌的《中国家族制度中子孙观念之起源》、刘盼遂的《李唐为蕃姓考》、方壮猷的《契丹民族考》、徐炳昶的《阻卜非鞑靼考》、黄文弼的《居延海考》，以及发表在《师大史学丛刊》上的柴徳赓《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张鸿翔《南北朝史日蚀表》等等，都是具有相当功力的学术论文，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科学术研究所特有的扎实的实证学风。
在这种严谨学风的影响下，在20世纪30年代，师大历史系的学术气氛相当浓厚，而历史系的学生也以用功而著称。有的学生四年之内就读完了二十四史，有的学生常常在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而有的学生则在毕业前出了学术专著。
需要指出的是，自“五四”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影响师大的史学研究与教学，到20世纪30年代，杨秀峰也曾做关于“历史动力学”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这些都对当时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影响。应该说，自此至“七?七”事变这一段时期，是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科正是在这种大的学术氛围中，既保留了传统史学研究的特色，又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成为1949年以前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学校因被迫西迁而陷入动荡之中，而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样无法摆脱因动荡所带来的学科建设中断的厄运。1937年，师大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联合成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西临大改称西北联大，下设师范学院，历史系与地理系合并为史地系；1939年，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开始迁往兰州，设史地专修科（初名“史地初级部”）。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并复设历史系；1948年11月，再次恢复师范大学的名称。
从1937年到1949年，战乱的频仍、建制的变动、学生、教师的不稳定而处于动荡之中，必然影响系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尽管如此，当时在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在西迁时期，由于学校所处汉中一带秦汉三国时期古迹名胜较多，教师们便利用这一地利之便，开展西北的考古工作，如发掘了汉代张骞墓，由黎锦熙、许寿裳刻写了碑上的文字。又如陆懋德发表在《说文月刊》第4卷上的《沔县访古记》、他编写的《上古史》、《史学方法大纲》等讲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应该指出，日后作为北师大一部分的辅仁大学于1925年成立。其前身辅仁社的课程中便有历史，大学建立后设有史学系，除陈垣校长外，还有陆懋德、张星烺、宋师辙、邓之诚、韩儒林等知名学者及赵光贤、柴德赓、张鸿翔等青年才俊。自1928年始直至1947年，除中间有3年未出刊外，《辅仁学志》共出刊15卷，其中刊载了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张鸿翔《明外族赐姓考》及《续考》、赵光贤《明失辽东考原》、陈垣《清初僧诤记》、《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等大量中国古代史论文，亦成为此时期学术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重镇。
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更新与曲折发展（1949-1977）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从此，北师大度过了它的艰难时期，获得了新的生命，而历史系的面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上述大环境下，中国古代史学科也获得了相应的更新。这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其一，在教学方面，中国古代史成为中国通史教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时历史系对课程设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在通史设置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历史系的主要专业课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经过几年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各自开设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四个部分，分四年学完。这种课程设计的明显优点，则是课程设置的计划性和授课内容的完整性。
其二，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史学系与北京师大历史系合并，当时很多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如陈垣、赵光贤、柴德赓、张鸿翔、尹敬坊等人，成为本学科的骨干力量，促进了中国古代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在此后的20多年中，除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以外，本学科也与其他学科一样，曾在50年代前期“全面”向苏联学习，进行系统的教学改革。根据教学人员的多少，中国古代史学科曾被分为第一和第二两个教研室，阵容比较强大。在这新一时期的教学改革中，中国古代史学科率先参与，先是参与编写中国史方面的教材；继而制订了大纲，提出打破王朝体系的四原则；进而在1962年对“跃进”式的教学改革进行适当的调整，提出史论结合的四种方式。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60年代初学术氛围较好的时期，本学科教师也在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如白寿彝发表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1962）等重要论文。
“文革”时期，学科建设全面陷于停顿，直至1977年末恢复高考制度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学科建设才重新走上正轨。
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奋进（1978年至今）
“文革”结束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大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系焕发了新的活力，而中国古代史学科也得到了更新与拓展。
1981年，本学科成为学校首批可授予博士学位的17个学科之一。1987年，在北京市第一届高校系统哲学与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中，中国古代史学科的赵光贤之《周代社会辨析》、何兹全之《佛教经律关于寺院私有财产和僧尼私有财产之规定》、顾诚之《明末农民战争史》分获一、二等奖。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努力，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中国古代史学科终于如愿成为国家级的重点学科。
目前，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人员配置相对比较完备，在学科带头人当中，既有赵光贤、何兹全等前辈学者，也有顾诚、黎虎等为后继，同时也有许多在各自学术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整个学科目前共有23名教学与科研人员，其中博士8人、硕士8人、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8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人选1人，分布在从先秦史到明清史的各个方向上。
本学科的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和明清史研究，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其它断代和专门方向也开始显现实力。先秦史方向现有博士生导师3人、硕士生导师2人，其研究重点主要在先秦社会形态与结构的研究、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周代年代学研究等方面；秦汉史方向有博士生导师1人，主要研究思想史；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现有博士生导师3人，其研究重点在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经济、佛教寺院经济、兵制、外交、人口流动等方面；隋唐史方向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人，侧重研究政治制度、选举、城市史等方面；宋元史方向有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3人，重点研究典章制度、佛教与社会、民族关系、历史文献等方面；明清史方向现有博士生导师3人，硕士生导师4人，其研究重点在明清之际重大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水平、卫所制度、明代及清前期的耕地、明清胥吏、明清祭祀组织、明清妇女史、长城文化史、明清结社、明清绅士阶层、《四库全书》的纂修、水利与生态史等方面。
二 本学科的学科特色与学术影响
如前述，北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同步。100年前梁启超对旧史学的猛烈抨击，开启了中国史学发展、当然也开启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史学开始出现了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多样化局面。
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的史学流派，时人及后人都有不同的说法。冯友兰提出当时存在信古、疑古、释古三大派，这包括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及以发现新史料（如甲骨文）和以新理论（如唯物史观）为特色的史学派别，可见当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见解都集中体现在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由这个说法出发，还有人提出正统、怀疑、扬弃三派说（蔡尚思），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说（周予同），传统、革新、科学三派说（钱穆）等等。至最近则有考据、方法、史料、史观四派说（许冠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说（张书学）等 。
无论将当时的不同研究分为多少种流派，他们的具体研究、其观点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当时以理论和方法论解释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食货派史学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崭露头角；又如接受西方近代科学实证思想的史学家，通过“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整理国故”时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疑古”或证伪古史（顾颉刚）、“史学本是史料学”（傅斯年），不仅造成了像殷商史研究那样的成就，而且实现了各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的奠基；再如，体现出古今一贯、中西会通的陈寅恪、陈垣，其为世人称道的“诗史互证法”、“版本校勘法”等等，不过只是表面的体现，深层的东西是把中国传统朴学与近代西学勾连起来。
应该说，当时的研究多以个人或者围绕某刊物形成中心，以大学或者单位的历史学科表现为某领域重镇的情况较为少见，尽管如此，北师大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还是受到以上各方面的影响。著名民族史专家陈述自1929年起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便曾聆听过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陆懋德、张星烺、陈垣等著名学者的教诲 。这些学者在师大或为专任，或为兼职，他们治学各有专精，风格殊异，都为北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贡献良多。
钱玄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后于师大任教，并在北大兼职。他除倡导白话文、新文学之外，尤精于音韵学和经学，曾任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主任，国文系、史学系学生多慕名选学他的课程。1931年章太炎到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进行题为《清代学术之系统》的演讲，即由柴德赓记录，由他修改并做附记 。钱玄同为章太炎的弟子，国学基础深厚，却同刘半农一样主张融通西方语言学与中国之音韵学，在古史观方面也赞同顾颉刚的“疑古”，对北师大文科“新学”的创立产生积极影响。
陈垣于192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从此开始了与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联系。此前，他已担任过教育部的次长、众议员等公职，担任故宫保管委员会、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同年早些时候又担任了辅仁大学的校长。这时，他的《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等名篇均已出版，声名远播海内外 。在师大、辅仁任教期间，他先后开设宗教史、史源学等课程，培养出几代著名学者，而这些学者往往中外兼通，自是受陈垣治学风格的影响。
张星烺由自学而成中西交通史专家。1927年，他受聘于辅仁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在北师大等校兼职讲授中西交通史等课程。他征引约300种中外书籍编写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为他赢得巨大声誉，为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中多次引用。他于中外、史地、文理知识的沟通和广博，常常使听课学生大感惊异 。
朱希祖在20世纪20年代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他大力倡导史学的科学化，不仅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地理等列入北大史学系的必修课，而且为何炳松所译鲁宾逊《新史学》做序，提倡“多译这种书，指导我国史学界”。他曾在师大历史科学门的历史学组担任研究生导师，重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在北大及北师大等校都主要教授《中国史学概论》课程，其讲义后以《中国史学通论》为名出版。朱希祖30年代离北平南下后，则由陆懋德在北师大教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并编写了《中国史学史讲义》。
1931年9月，北师大成立研究院历史科学门，这是学科建设的体制标志。其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和研究生指导工作，共分中国语言文字组、治学工具及方法组、历史学组、地理学组、中国文学史组、中国学术史组和中国民俗史组7个分支 。同年，《师大史学丛刊》创刊，在创刊号上，刊出了陆懋德关于西方史学史、黄公觉关于新史学、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等一组关于史学理论、史学史方面的文章；有柴德赓的《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张鸿翔的《南北朝史日蚀表》、王云渠的《西汉徙民于诸陵考》等一组具体研究；还有陈垣倡导翻译的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国外学者Cressey写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影响》及雷震翻译的《日本近代之西藏论文研究目录》 。 同时期出版的《师大国学丛刊》、《师大月刊》发表之史学论文中，几乎全部是关涉中国古代史的。
由以上大致可以看出，当时北师大的历史学建设既重实证，亦重理论，重视国外学术信息，求实与创新成为学科特色。如《师大月刊》上曾发表杨宗震《〈史记〉地名考》、刘汝霖《西汉粮价涨落考》、王正己《宋江考》，以及大三学生陈述的《蒋心余先生年谱》这样选题新颖的考据文章，也曾连续发表王桐龄翻译、加藤繁著《唐朝庄园考》、《唐宋柜坊考》、《宋代房钱考》等文，凸显了经济史这门新兴学科的地位 。前述当时史学界的主要流派特点，在师大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大都有所体现。
1949年4月，北京解放后不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调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并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并聘请白寿彝任专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此外，楚图南、王亚南、翦伯赞、邓初民、马特等也应邀前来任教或做专题讲座，并建立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加强通史课程教学工作。由此，不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引入本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而且也开始奠定了本学科在通史、史学史和社会史这些特色研究方面的基础。由于在新的时代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1951年2月至1953年3月，北师大历史系主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专刊，共出刊53号，侯外庐、白寿彝、杨绍萱、赵贞信等多人发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文章 ，扩大了本学科在社会上的影响。
1952年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与北师大合并，本学科的实力得到增强,更提高了北师大历史学科、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科的知名度。陈垣晚年依然撰写了多篇有关佛教史的考证文章，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校勘学释例》，他还主持了《册府元龟》等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有论者说，“先生任校长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师表群伦，士林宗仰，后辈质疑问难，先生欣然解答，娓娓忘倦” 。柴德赓时在历史系开设《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程，后其讲义出版，名为《史籍举要》，深受学生欢迎。
1951年和1962年，白寿彝先后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和《学步集》，这一时期，白寿彝撰写了许多关于回族历史的文章 ，编辑出版了《回民起义》等大型资料集，在北师大开辟了民族史研究的新学科生长点。与此同时，白寿彝还发表了关于明代矿业的论文，与王毓铨合作发表了关于秦汉至明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关系的论文等；从1961年开始，又由工作需要开始建设中国史学史，发表不少有关论文，并内部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1955年和1958年，在新中国建立后归报祖国的何兹全先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秦汉史略》和《魏晋南北朝史略》；他还在《文史哲》（1956年）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在《北师大学报》（1958年）上，发表了《魏晋之际城市交换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变化》等文，继续探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并开始成为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一方重镇。到这一时期，北师大中国古代史的学科特色开始显现出来。
北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对于中国通史的重视，应该说也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的。当时侯外庐倡导成立了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由白寿彝任组长，陆懋德任副组长，主持教学改革工作，此事在1950年的《光明日报》上数次得到报道 。在1958年开始的又一次教学改革中，重新制订了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学大纲，重点在于打破王朝史体系，也重点讨论了古史分期的问题。当时提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比如如何整合政治、经济、文化等板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国古代史实际的联系、通过什么来讲述人民群众的历史等，直到今天还有意义。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开始考虑编纂中国通史问题，赵光贤、何兹全、杨钊等参与编纂《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都为本学科后来的通史建设特色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伊始，本学科的学科建设便迅速走上轨道，许多教师很快就发表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1980年，白寿彝主编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日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基础。同年，赵光贤出版了《周代社会辨析》，汇集了他对先秦史事的系统看法；此外，他还出版了《古史考辨》、《中国历史研究法》诸书。何兹全在1979年将以前未能全文发表的《魏晋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其看法后又系统阐述于其《读史集》和《中国古代社会》。顾诚在《历史研究》（1978）发表《李岩质疑》一文，《明末农民战争史》也在数年后问世，在国内以及日本、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黎虎自出版《夏商周史话》后，即将研究重点转移至魏晋南北朝史，发表了《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郭澎、唐赞功在宋史、秦汉史领域的研究中也颇多建树，为本学科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文革”后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本科生开始充实到本学科，他们也开始发表和出版论文和专著，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和明清史这三个领域逐渐形成规模。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北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逐渐形成了老、中、青几代学者构成的学术梯队，产生了许多高质量、有影响的成果，学科特色日益凸显，学术影响日益扩大。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学科重视专精与会通的结合，既强调在某一领域的专精，又强调对整个中国古代史、或某一断代的各个方面具有通识性的认识，追求融会贯通。本学科的学者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不少精品之作和创新之作。如在先秦史领域，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古史考辨》，影响很大，其成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吸收采纳。他从社会经济结构入手研究了商周时代社会的面貌及其深刻变革，对西周封建说进行了全面的论析。他还考析了相关的许多史料，其中包括铜器铭文、古代典籍等，其理论和研究方法历来为学术界所推重。晁福林的《先秦民俗史》为这个领域的开创性成果，其《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一书则系统提出关于古代社会形态的新看法。他深入研究了商周时代各个重要阶段的社会特色，对于殷代神权、周代卿权和战国相权下过不少功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一直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而努力。再如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等是其代表作，他的重点研究领域在于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经济史、汉唐兵制和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课题都是有关国计民生、反映时代面貌的重大问题。黎虎的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论》、《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唐代的市舶使和市舶官员》等专著和论文，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制度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影响，填补了一些研究领域的空白。曹文柱近年来致力于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他在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中国文化通史》的魏晋南北朝卷和《中国流民史》等书中阐发的独到见解颇为学术界重视。又如明清史领域，顾诚近年来主要致力于研究明清之际的重大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通过对卫所制度的研究，对明代及清前期的耕地、人口数字与人口流动等问题，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他的《南明史》一书为其多年来耕耘的结果，代表了目前国内外研究的最高水平，先后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成果奖和国家图书奖。此外，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史》一书及其关于长城文化、明清小说、通史理论方面的论文，都有创新性的阐发；施建中的《隋文帝评传》及其有关论文也颇多建树；周桂钿、郑万耕在先秦至秦汉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李秋媛、杨燕起、曾贻芬、汝企和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都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
在重点研究的基础上，本学科特别注意继承传统史学的“通史家风”。由白寿彝任总主编，集校内外500余位学者完成的《中国通史》，获得学术界和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何兹全、黎虎、晁福林、陈琳国、曹文柱、赵世瑜等分别参加了其中的主编或撰写工作，由曹大为、赵世瑜等同为总主编的《中国大通史》、曹文柱任副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中国文化通史》，都列入了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图书规划，宁欣撰写了百卷本《中国文化通志》中的《选举志》，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在专精与会通相结合方面的努力。
其次，本学科一贯强调教研相长，把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作为重点师范大学中的一个学科，我们特别注重教学体系的改革。应该说，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是与历次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相联系的，在1950年侯外庐主持的通史课程改革和1958年白寿彝、何兹全等主持的通史改革后，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带领教师第三次进行改革，适当压缩通史教学，增设专题选修课程，极大地促进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近年来，本学科点承担了多项省部级以上教改项目，如赵世瑜的《社会史研究导论》被列入教育部“十五”教材重点建设项目。1995-1996年，晁福林、施建中主编、本学科教师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上下册）教材，吸收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编写上采用了新综合体的新体例，既反映了教学改革与科研发展的成绩，又得到学生的积极评价。在本科课程设计方面，基本形成通史、专题史、断代史三个层级；同时，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专门成立了古文实习室，增设古文过关考试，《历史文选》课程方面的改革与实践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硕士生课程则形成多导师同开的基础课和不同导师分授的方向课两个层级，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效果。此外，新近建成的文博馆也为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很好的辅助条件。
国家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学科人才的培养。在历史系举办的历次《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评比中，本学科指导学生参赛的论文比例最大，并有多人获奖，学生通过这项活动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为继续深造打下基础，而且也增强了他们恪守学术规范的意识。硕士生户华为的明清史论文在北京市大学生“挑战杯”大赛中获特等奖，本科生邓庆平的明清史论文曾获“全国史学新秀奖”二等奖。宁欣作为班主任的96级学生荣获全国先进班集体称号。近5年中，本学科授课培养的本科生300余人，函授专升本学生达千人以上；培养硕士生约80人、博士生约50人，指导博士后人员5人，为更高层次的培养储备和输送了大量人才，提供了较大的基数。同时，本学科有多位教师参与了新的国家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将研究心得和新的历史教育理念渗透到基础教育中，这些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具有了较大的社会效益。
第三，本学科中前辈学者依然著述授业，青年教师又已崭露头角，学术传承没有间断，成为本学科的突出优势。在本学科教师队伍中，青年教师占40%，50岁以下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占80%，近年来，我们从国内外重点大学引进了青年教师和博士后人员，以补充新鲜血液。本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瞄准专精与会通相结合的目标不断努力，并拓展着断代史和专门史中的新领域。在先秦史领域，罗新慧着力于研究孔子、曾子等先秦社会思想方面的课题。在隋唐、宋元史领域，宁欣对隋唐五代选举制度、唐宋城市流动人口及城市面貌变迁有独到的研究，其《唐代选官制度》一书及多篇文章曾引起积极反响。游彪专治宋史，其《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一书显示了他的学术潜力。王东平以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为主攻，近年来发表的中国穆斯林民族法律文化的系列论文，颇有新见。在明清史领域，赵世瑜曾先后研究明末清初史事、明清胥吏制度，近年来主要研究明清社会史与民间文化史，他利用多学科方法，通过研究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对华北基层社会的祭祀组织、宦官政治、贸易网络等进行研究，其对社会史理论的研究也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陈宝良长期从事明清学术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他的《中国的社与会》、《中国流氓史》等专著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在古代历史文献、环境史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在这些学者中，赵世瑜曾荣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韩中青年学术奖，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宁欣曾获得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奖；王东平正在主持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十五”基金项目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王培华和张升也都分别主持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他们构成了本学科未来发展的基本力量，开始在学术界显示出实力。
经过百年磨砺，北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逐渐形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在国内外历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学科梯队比较完整的学科。目前，本学科老、中、青三代学者正顺应国际、国内学术发展的趋势，发挥本学科的群体优势，为建设好国家重点学科而努力工作着。
三、本学科的发展趋势与基本构想
新世纪伊始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正处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阶段，既面临可贵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如何继承和弘扬本学科百年来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在新的世纪，抓住机遇开拓创新，争取更大的成绩，成为本专业关注的重要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应对方针是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契机，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科发展规划，做好学科调整工作，把握学科发展的脉搏，促进学科良性发展。我们未来将要做的工作是：第一，洞悉学科发展的现状，准确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我们的发展规划，确保在未来发展中继续保持在本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第二，采取措施，加强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三个已有的重点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继续保持重点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第三，努力培养新的研究队伍，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使传统的学科焕发青春和活力。
近20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加强了交流与合作，国际史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被迅速介绍到国内，国内学者对国际史学发展的动向与趋势也日益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国内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不断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思考新问题。就新领域的开拓而言，在社会史、文化史、区域史、城市史、移民史、人口史及新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已日渐活跃，出现了一批相当有质量的成果。就新方法的探索而言，多学科研究已成为共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已开始为历史学者重视，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一起，成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资料搜集手段。就新问题的思考而言，不少学者更加自觉主动地确立专题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像区域整合、国家与社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性别关系等等问题，都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在今后若干年的研究中，整个国际历史学都面临着史学范式的更新、后现代史学的挑战、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等等问题。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构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
在此基础上，本学科希望以重点研究领域的发展带动其它研究方向的发展。如在先秦史研究领域，我们将重点关注此时期的重要社会变动及其各方面的表现，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吸收新的古史研究理论，希望能继赵光贤的两部专著（《周代社会辨析》和《古史考辨》）之后，在研究上出现新的突破。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通过对社会经济变化、城市面貌、人口流动、社会体制更迭等方面的探讨，继续深入探索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性质。在明清史研究领域，通过对这一重要转折时期的多方面探讨，对明清时代社会发展水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除此以外，我们还将关注北方及西北民族区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等关涉国计民生问题的研究，力图取得有较大影响的成果。
近几年，通过引进人才和遴选博士后进站工作等方式，使本学科增添了新的研究力量，以往较为薄弱的环节，如宋史、元史的研究得到加强，边疆民族问题也受到重视，目前本学科研究方向基本涵盖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史各领域，课程设置完备，我们将在此基础上，优化人员梯队，充分发挥群体优势，力争保持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学科要发展，关键是要建立起一支学风扎实稳健、敢于创新、梯队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保持学科旺盛的活力。在本学科发展规划中，今后五年，我们将继续加强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的研究力量，在人力和物力上加大投入，以确保这些传统研究领域的优势。在优化研究队伍年龄结构方面，注重培养和引进中青年知名学者，计划使60岁以下的教授比例明显增大，其中若干人成为本学科各方向的带头人，其学术水平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联合世界史与晚清史专家，聘请国内外权威学者为客座教授。我们希望改革和完备科研体制，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学术氛围。本学科将建立学术例会制度，定期研讨教学科研规划，检查研究进度；定期举办开放式的读书会与学术沙龙，报告和讨论关于上述课题的最新研究进展，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和前沿课题；鼓励中青年教师独立承担或主持科研项目，在研究实践中提高水平及其知名度。通过设立课题遴选博士后和接受访问学者的方式，吸纳国内优秀青年学者加入到本学科的学术攻关。
在学科学术研究方面，作好学科规划和学科调整，整合研究力量，从事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做出贡献。本学科将5年中的主课题设定为“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研究”。在三个重点研究方向上，将围绕“商周—春秋战国两大社会变迁研究”这一主题，广泛利用考古新成果，从先秦的基层社会组织、先秦社会观念与习俗等具体角度，力争在先秦社会形态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围绕“魏晋南北朝社会变迁史”这一主题，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自然经济、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城市格局与面貌、人口流迁等具体角度，力图揭示此时期沿承与革新、转折与发展的轨迹；围绕“明清帝国体制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从明清帝国对腹地和边疆的管理体制、明清以来华北的基层社会组织与帝国体制的关系、明清时期思想、文化与技术的继承与创新等具体角度，在世界史的视野下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这次重大变迁过程。
为此，本学科将在科研上探索新的管理体制，计划突破教研室管理的模式，建立以中国古代史二级学科为主体的研究中心，实行开放式的课题组制度和课题组长负责制，吸纳国内外专家参与课题研究；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充分利用出国访问及与外国学者合作研究的机会，掌握最新学术动态及成果，并提高本学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加强学术考察与田野调查工作，注意搜集新的文献、实物与口碑资料；加强对文物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研究与利用，出版相关图集与学术论著。
在硬件建设方面，我们计划建成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数字化、网络化的中国古代史学术活动中心，接受国内外学者来本学科进行学术交流，承办大型学术会议，为国内外专家提供服务。建立专项研究资料库，围绕主课题进行资料建设，形成围绕各子课题的图书资料系列；购买用于资料贮存、社会调查、教学辅助、制作反映学科信息及课题发展网页的电子设备，推动学术资源共享。
作为师范大学中的国家重点学科，我们重视中国古代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配合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在本科生中组织中国古代史不同方向的课外小组，通过写读书报告和小论文等形式，为其从事科研打好基础；提高中国古代史基础课程和各断代史、专门史选修课程的教学档次，教学评估全部达到优良；设计并开设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趋势的课程，编写教材和参考书，如新增“导论性”课程，编写“读本类”教学参考书等；通过加强培训、进修和国内外、校内外的交流等手段，为现有教师创造进一步深造的条件；指导研究生、访问学者和博士后人员共同围绕上述课题进行论文及出站报告的写作，使教学与人才培养建设与学科建设相得益彰。
经过百年磨砺，北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逐渐形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在国内外历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学科梯队比较完整的学科。目前，本学科老、中、青三代学者正顺应国际、国内学术发展的趋势，发挥本学科的群体优势，为建设好国家重点学科而努力工作着。拥有百年优良学术传承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将以新的面貌搏击新世纪，必将为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