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

——“2006·学术前沿论坛”北京市哲学会分论坛专场综述

2006年12月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北京市哲学会承办的以“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为主题的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北京市哲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军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张曙光教授共同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和北京师范大学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围绕“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这一主题，与会的各位哲学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的相关性问题从哲学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深刻的反思，彰显出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实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次论坛共有七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并分别由七位专家学者作了点评。现简单综述如下：

北京大学哲学系郭建宁教授第一个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加剧，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矛盾、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矛盾、经济和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现实问题，郭教授提出了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即利益协调原则、民生首要原则和全面发展的原则。杨学功教授点评指出，利益协调非常重要，这一重要性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到“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提法的转变中可见一斑；“民生首要”应该是更侧重发展的目标；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也非常重要。他认为，郭教授的这一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准和很大的启发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大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关怀”。他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人文关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首先应该厘清和理解与之相关的三个关键词即“现代”、“现代化”和“人文关怀”。具体而言，“现代”原本是作为一个时间范畴，但我们现在用它指称一种精神即现代精神，把它看作一个精神范畴；“现代化”是自西方文艺复兴、工业化革命和宗教改革开始的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历史事实；“人文关怀”与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它是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条件、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一种诉求。刘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关怀：一是指出人文关怀的实质即“以人为本”，包括“执政为民”和解放全人类与人的全面发展两方面的含义；二是从社会生产领域、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等七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现代化与人文关怀的具体关系；三是分析人文关怀缺失的体制根源，包括市场调节缺失和政府运行缺失两个方面。周桂钿教授点评指出：刘教授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他对人文关怀问题的探讨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思潮的融合趋势；他指出了人文关怀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现代含义，以上七个方面的内容都很重要，体现了理论与现实的互动及其重大现实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周桂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儒学与现代社会”。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他指出，随着儒学研究在全球的日渐升温，儒学的普世价值日益凸显，其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资借鉴的有益的思想资源。他认为，“和而不同”首先强调平等，尊重对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和而不同”这一思想资源的继承和发展。郭沂研究员点评指出：周教授的报告从宏观上对儒学作了深层的理论分析。从国际视角来看，儒学研究的主流都有把儒学“博物馆化”的倾向，但是应该指出，事实上，儒学完全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的又一不同方向；从国内来看，儒学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他还指出，就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中国的关系而言，意识形态应该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意识形态，前者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是指改革了的儒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杜丽燕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西学东渐中的人道主义”。她认为，康德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对西方人道主义主题的精辟概括。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表明人不是神，而是身体与灵魂相统一的存在物，是理性的动物；奥古斯丁的“在上帝面前，我是谁”的发问最后将“我”看作信徒，突出的是爱。由此可见，西方的人道主义就是对爱与理性的关系的探讨。而西学东渐中的人道主义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即：古典修养；人伦法则；世俗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爱。此外，她还对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作了一定的分析。雷永胜研究员作了点评，他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杜教授的研究精神及其研究价值，他指出，自由地讨论人道主义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进步。他认为，杜教授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的精彩梳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与人道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观念不同，她把西方人道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这与弗兰克、海德格尔等思想家有共同和相通之处；而且她的研究打破了把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凸显了人道主义的普世意义。最后，雷教授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并呼唤有良知的学者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景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的根本精神”。李教授认为，把儒学当作哲学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积极的方面表现在，儒学可以在现代语境中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而消极的方面体现在割裂了儒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李教授指出，提出“教化的哲学”就是要以“教化”来理解儒学，他从三个方面具体阐发了这一观点：一、“教化哲学”的概念。李教授指出，这一概念来自于《哲学与自然之镜》的作者、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哲学所作的分类即系统或体系的哲学与教化的哲学，但是又有别于罗蒂；二、儒家的“教化”是不同于宗教依皈性的一种哲理性，具有教化的即哲学和人文的功能，它一方面和人的内在生活相关，另一方面又和社会生活相关。他认为儒教混淆了儒学和西方思想的差异，“政教合一”必然带来严重问题；三、“教化哲学”的理论前提。李祥俊副教授点评指出：“教化的哲学”对于讨论中国哲学的学科性质给予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而且“教化”的特色凸显了儒学的普世性。他还指出了“教化”的实践品格、教化的群体以及教化哲学与传统、与对话哲学的关系等相关问题。

清华大学哲学系邹广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化：中国文化的困境与突围”。邹教授把全球化定位为：以现代性为价值诉求的工业化在全球的展开过程。他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日益多元化。邹教授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问题：一、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他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寻根”、“文化乡愁”等凸显的是民族文化身份问题；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历时性的文化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三、普遍文化价值的达成，也就是文化的普遍性问题；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他指出，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主要是要解决技术、知识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胡军教授点评指出：是否有“文化的全球化”？他认为，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按照梁漱溟先生的理解，文化都是具体的、特殊的，梁先生反对文化的普遍性。胡教授指出，普遍性应该属于形而上的思考，这里涉及到文化的分类问题。

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文兵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价值观：多元中的追求”。文教授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读“后现代”。通过解读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思想家，文教授从以下四个方面考察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价值观问题：一、后现代为什么不设定具体的目标？他认为，是为了防止党同伐异等现象的滋生；二、后现代倡导价值多元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没有一个价值追求？文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三、尽管后现代倡导价值多元，却仍然在期盼主导价值或者说有对主导价值的期盼；四、哈贝马斯的启示：对话、尊重差异。文教授也指出，虽然哈贝马斯和后现代主义存在对抗，但他们却没有实质的区别。沈湘平副教授作了点评，他认为，文教授的研究给我们以启示，他改变了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原有“印象”即否定、颠覆、摧毁、消解等；文教授指出哈贝马斯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争论，但认为其实质上是相通的。

总之，此次论坛的主题鲜明而具有时代性、专家学者的发言和点评精彩、独到而富有启发性，引起了与会人员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可谓是关于“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的一次“思想盛宴”。最后，胡军教授代表北京市哲学会向与会人员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长期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张曙光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各位专家、学者所探讨的问题都是开放性的，必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契机。

                                                 （王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