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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在越来越宽的回旋中转动，
猎鹰再也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唤；
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不能保持，
只是一片混乱来到这个世界，
鲜血染红的潮水到处迸流着，
淹没了那崇拜天真的礼法；
最优秀的人失去了一切信念，
而最卑鄙的人狂热满人间。
威廉·巴特勒·叶芝
《第二次来临》 1986年9月
当人们平静地谈着话时，我心中浮现出了香织(Kaori)，我大学一位室友的婶婶。我室友的 叔叔讲述了他家庭的遭遇--他妻子和女儿的死。他说，香织婶婶摸索着已经从手中滑落的
婴儿，但是她已 不能动弹，因为她的双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滩黑血。那个滑落的孩子，一直拼命地 尖叫着，直到她的脸颊上烧得焦黑的皮肉脱落下来，死了。香织曾试图摸到她的大腿。象香
织和她的女儿一样，还有十万人在经历了最初宁静的一刻后，死去。象我室友那幸存下来 的叔叔一样，许多人永远不会再完全地活着。
我们安适地坐坎布里奇，谈论着广岛，谈论着四十一年前的那一天。周围环绕的是意大利印
制 的巨幅地图，散放在地板上的是日本手工折纸的缩影像（鹤、蝴蝶、正方形），以及杂乱的 过 于丰盛的晚餐。尽管我能清晰地想象着香织，但我仍然听得很用心，而且比平时更安静地听
着。我的朋友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ins）和我们的东道主费尔·莫里森（Phil Morris
on），似乎又重新在体验当时的情形，莫里森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霍金斯 是一 个哲学家和教育家，是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退伍军人，也是写作原子弹制造官方
历史 的作者。在他的著作（被要求记述得如此详细，以至于他声称对他自己来说都是难以理解 的 一篇报告）中，他的迂腐的自我谴责，象他所说的那样，并未起多大作用。
我在碰见莫里森教授之前就已经久闻他的大名了。30年前，我后来的男朋友卡尔·萨根， 一位有着雄心壮志的科学家，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说："莫里森在泰尼（Tinian）装备'胖
子'"。泰尼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原子弹将从那里运往日本。"胖子"是 那炸弹的绰号。卡尔说，莫里森曾经帮助把炸弹装上飞机。
就好象在嘲弄"后阿波罗计划"多么有限似的，板块构造的地球变成了一个三维的地球 仪--座落在一个可旋转的支架上，从它内部发出的光使它在我们身上投下阴影。我注视着
在发光的地球仪上隐约可见的大西洋中脊。
费尔和大卫记起了和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的争论，他曾有热情制造原子弹：他就是朱·罗伯特
·奥本海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部署使用"胖子"--是否在成功地研制和试验那个炸弹 后投掷它。
费尔认真地盯着我说："奥本海默想要投掷它，他觉得它必须被投掷。那是他的'胖子'， 他的儿子，他的发明--但却不是他一个人的--那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是他的部分荣
誉。所有的秘密，所有的方程，所有秘密的方案和说不出的神秘的存在，都活生生地证 明了某种东西，某种确实无疑性，某种经济的和政治的价值。"
他停了下来，用一个餐具刀整齐地划开了一个杏仁核。"所有的努力，大量资金的投入是值 得的。我们的活动不仅仅是无意义的数学诗。大概三年的时间，奥本海默不停地劳作；我们
和他在一起并为了他，努力地工作。这是我们出于爱心的工作。毕竟，我们正在制止欧 洲的大 屠杀，文明的破坏和希特勒的疯狂。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手段。当然，奥
本（对奥本海默的昵称--译者注）主张我们不能仅仅拥有炸弹，我们必须投掷它。" 费尔吃着他划开的杏仁。
"我是一个大傻瓜。我钦佩罗伯特·奥本海默。他比我年长和资深。可以冒昧地说：我爱他 或者甚至怕他--奥本海默使我感到敬畏。无论什么事情，我总听命于他。他还有很多主张
"，费尔列举了那些主张。"我们拥有人类历史最危险的武器。这个原子弹有质上的不同， 不 仅仅是多一点TNT。原子弹可以产生天启。它绝对地不得不被普遍的赞同所包容。但是人们
如何能控制一个自己都难以想象的恶魔？我们必须对原子弹的公开展示负起责任。我们必须 毫不含糊地演示它潜在的巨大破坏性。"他停了下来。
"我们不得不结束所有的战争。我们能结束所有的战争。因此，原子弹不得不用一种明确的 方式被投掷--对于它的破坏力，必须有成千上万的目击者。"那些阴影继续旋转着，我们都沉默了。
费尔点了点头，慢慢地说："我同意奥本海默。我想投掷炸弹以揭示它绝对的恐怖；我 确信我们那些人要终止战争。所有神智清醒的人，甚至包括最有崇高奉献精神的军人，都
会明白一颗炸弹就可以毁灭纽约或巴黎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首先，我们用纸上的运算证明 一个简单的起爆甚至可能会使空气自身燃烧起来，可能的大火灾会因所有空气的燃烧而产生
。好了，他们证明得并不正确……燃烧空气的可能性逐渐减少至消失。但许多年来，我仍然 被最终的全球之火--这持续出现的恶梦而烦扰。
"我是谁？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学生。亲自参加这一行动并热情地关注着它，但是象往常一样 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由于受我自己道德原则的感受所鼓舞，我以年轻人的
自 信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意见。那时，我们几乎每天晚上碰头--任何一位科学家和技术人 员都可以来，然而，当然，我常常感到我们正在做出永垂史册的大事。尽
管如此，我仍经常大胆说出自己的意见。我主张实行公开化的原子弹引爆。我知道奥本海默 是对的 ，我们必须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向尽可能多的军人展示它所拥有的威力。这一爆炸--正是爆
炸这一个事实--将会揭示出持续发展武器该是多么荒谬可笑！但是我仍建议在太平洋进行 一个公开化的原子弹演示。杜鲁门总统不仅要邀请我们的盟国而且也要把日本和德国都邀请
来。当然，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远不只有我一个人拥护一个大的公开的演示。
"奥本强烈地反对演示。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停止所有的战争，那么我们不得不停止现在 的这场战争。'我们必须发射一个被认为是奇迹的攻击，来摧毁重大的日本军事
目标。我们 必须要求日本和德国立即投降。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奥本令人毛骨悚然地说："我们 必须运用胖子。我们必须同时在柏林和东京投下炸弹。"
费尔抓着地球仪的支架，用力旋转了一下发光的地球仪，许多阴影投了下来。他划开了另一 个杏仁。
"你为何说你是一个大傻瓜呢？"大卫问道。
费尔的心情似乎很纷乱，他看了看大卫，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地球仪。"经过数个 星期的考虑、争吵和辩论，我们几乎都表示同意：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别的物理学家， 所有的人，甚至于妻子--但主要是奥本。那天晚上晚餐后，我们在一个大的舞厅里听从了
奥本的建议。那个一致的意见是，"他开始抓紧自己的手指：
"首先，我们必须投下这个炸弹，我们要向全世界显示它的威力以终止战争。
其次，我们首先将它投到日本的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目标--比如广岛和长崎-- 象我们能发现的那样。如果在'胖子'发射后，日本拒绝投降，那么我们将采用一个应变计 划：立即用第二枚炸弹打击德国。
"第三，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在实验后投掷原子弹。"
"还有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事先应当让世界知道多少关于原子弹攻击的真实性和不可避免 性？应该通知谁？通知世界？通知多少内容？应当首先发表最后通谍。最起码，必须有时间
撤退。"
"我是一个傻瓜。开始我就说，我想看到事先最终同意地公开。最后，我没有通知任何人 。我是一个傻瓜。"
大卫问道："为什么？"
"我被一个观点左右着，"费尔又点了一下头，"一个我希望我从不应当听到的观点。你们 猜是什么观点，它使我信服，让我们继续向前走并且在投掷炸弹时不告诉任何人？"
大卫回答道："可能没有人同意你，因为奥本海默，他用他典型的矛盾方式，想感受那一时 刻完全的权力：炸弹被投向一个目标，按照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计划。你毕竟还太年轻，有
谁会同意你呢？" 费尔摇了摇头，"是的，我还年轻，但那不是原因。我认为奥本海默不是那种权力渴望者。 那不是关键。问题是飞机上的工作人员。问题是美国的乘务员--我认
识飞机驾驶员：提伯兹（Tibbets）。"
"飞机上的工作人员意味着什么？提伯兹是谁？"大卫轻声地问道。我则屏住了自己的呼吸 。
"他们指出--奥本，格罗夫斯，和其他人--如果我们事先作出了声明，我们肯定会被指 控谋杀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如果敌人受到警告，他们的防御工事将会做好准备；毫无疑问
，运送炸弹的飞机将被打落。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将阵亡，将牺牲。他们将成为重整旗鼓的口 号，成为物理学家奇想的替罪羊。事实上，有几个预备的飞机驾驶员。他
们 都受过必需的技术训练。其中的两三个人和我们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呆过几年；我和他们都很 面熟。
但我对提伯兹最熟悉。他的一个儿子已经是一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他有谱曲的志向。我联
想到这位父亲不可避免的死亡。我最终同意秘密的爆炸。我想我是在拯救这个驾驶员的生命 。为了一个人的生命而不惜十万人的生命。" 痛苦从费尔的眼神中流露出来。大卫将视线移开。
"但是如果你再有一次机会，"大卫问他，"你会做些什么--如果你知道现在你所知道的 。毕竟当时你只有二十九岁。你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我不知道。"他的脸上露出了阴影。"我不知道。公众们仍然不理解。没有任何人彻底 了 解这些武器的严重性。有时我仍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演示--不是在纽约或华盛顿特区，而
是在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郡或马里兰的贝塞斯达，或者在这儿，在威彻斯特郡的坎布里奇 或者密歇根的格拉斯要塞。"他停顿了一下，"我这并非是强烈地主张去爆炸居民区。
"事实上，我想如果我能回过去重新做一遍，我将会再次听从奥本。他构思了整个计划，他 使我们不知疲倦地在一起工作，他用物质刺激鼓舞我们，他制造出宜人的气氛
和情调--这是他的糖果的胜利。在那时，我相信他的智慧博学。我不仅仅是忠实于我的领 导--他是一位年高望生的人。我现在仍相信他相信他的的目标，特殊地说是为了制止希特
勒，一般地讲是为了制止战争 。是的，"费尔的声音是悲伤而确定的，"是的，我可能将再次支持奥本海默。"
之后不久，我们散了。当我们走下楼梯时，我们把话题从严肃的交谈转移到肤浅的问题上- -健康食品"斯佩鲁里那"正销售得红红火火，被销售的菌类被冠以比较安全的听起来象是 植物的名字："蓝绿藻"。
当夜晚的寒冷突然向我们袭来时，我首先清楚地想起的是--香织婶婶被烧成灰的女儿，然 后，令人震惊的是我想象出奥本海默。奥本以他所从未理解过的和永远不可能预料的方式改 变了世界。在这次莫里森家谈话之前，我已经忘记了我所知道的奥本海默教授。实际上，
即使漫长的岁月隔断了1986年和1955年，我也仍然钦佩奥本海默。
*****
那是在文件上签字的手啊，它毁灭了一座城市；
五个有着无上权力的手指头使呼吸都感到困难，
死亡者成倍地增加，一个国家也分裂了；
那五个权力的象征者作着死亡之王。
迪兰·托马斯，1936 《在文件上签字的手》
1955年3月
我当时在读大学二年级并且刚刚十六岁。芝加哥大学的冬季学期已经结束；完成学校的功课
真是如释重负。或许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或许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确信在我最近的一篇有见解的论文中我提出了一些伟大卓越的见解："不是'投不投'而 是'怎样投' --朱·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在所有分析过引语的页码中，奥本在
1945年的叙述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我在这些事情中的判断就是：当你发现某件事情在技术上可行的时候，你必须继续前进并且
付诸于实践。只有在你已经获得了技术上的成功之后，你再来讨论它是什么。我们就是以这 种方式制造出原子弹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反对制造它，尽管在它被制造出来以后，我们
在如何处理它的问题上有一些争议。
我的许多男朋友中的一位，卡尔，以好话相劝说服了我，让我在他去东部度春假的旅途中
陪伴他。他竭力地劝我，他说普林斯顿大学--我梦寐以求想前往参观的地方--离芝加哥 仅有900英里。而走另外一条路，驱车仅用半小时就可以到新泽西的拉维，卡尔的家乡。他
实在是不情愿一个人独自驱车行三十小时的路程。而对于那前往拉维的最后三十分钟，他 又很矛盾。如果他把一个年轻的姑娘带回家，他就要准备去避免注定要产生的紧张不安。
比我低一年级的卡尔，喜欢
那种把自己的重 要性夸大的感觉。他仅仅表面地理解哥白尼教训：伽利略的观点是因为逻辑的原因被人们接 受，而不是因为情 感原因。尽管托勒密的思想已过去了几个世纪，可我的这位有着雄心壮
志 的天文学家行动起来，就好象地球（尤其是拉维）是宇宙的绝对中心一样。他的母亲， 不停地围绕在她的儿子打转，将要问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
"一路上你们在哪儿住宿的？"
"你对你年轻的女朋友有什么企图？"
"你打算中断你的学业吗？"
"她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他们竟允许她在没有其他人陪伴的情况下与一位年轻的男性作 如此长的旅行？"
"她的家庭富裕吗？"
"她父亲是干什么的？"
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我被邀请，但并非完全与他同路。我同意接受邀请，并非出于
对普林斯顿的好奇和对卡尔的欲望。在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出发了。我们轮流开 车，经过了印第安那和俄亥俄，尤其是尝试穿越了宾西法尼亚那无止境的新收费公路。最后
，我 们到达了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在一个匆忙而敷衍的吻后，他将钱放在纳斯奥的旅馆，然 后他一踏油门，独自一人神情自若地向家乡的方向开去。
为了支付纳斯奥旅馆的费用，我仔细地计算着靠业余打工挣来的微薄收入。自从九月以来，
我一 直为妇女体育训练班的一个十柱保龄球道竖起柱子。一边数着帐单，一边想象着圆球呼啸着 滚向发光的球道，然后撞击竖着的球，使之颤动着倒下，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旅店 并不豪华。象香织婶婶的丈夫可能会说的那样，它是极精美的--经过精心设计，非常优
雅，具有人们熟悉的北方佬的风格。
当我在一间空余的、舒适的、装饰着大理石的房间中住下来时，天已黄昏。我给家里挂
了 个电话。正如我所期望的，是我父亲接的电话--他讨厌星期六晚间嘈杂的人群，所以只在 周五外出并成了他生活中的惯例。我向他说明我的计划："我在普林斯顿。我正考虑去拜访
朱·罗伯特·奥本海默。"
"去吧！"父亲脱口而出，"现在正是时候。你可能永远再没有机会了。告诉他你很钦佩他 。"父亲显得很兴奋，"告诉他--虽然现在他的名誉有所贬损，人们对他的关注已然消失
，我们许多人却仍尊敬他。现在就去告诉他。"他带着他特有的热情大声说道："他 也是一个犹太人，你是知道的，"父亲轻叹一声，"他曾经是引起人们关注的'雅克斯'。
（我的父亲，总是称呼德国犹太人为'雅克斯'，他认为他们是他的文化的--而不是基 因的--超人，这并非不带有一丝嫉妒）。"去做吧--要么是现在，要么就永远没有这个
机会。现在就去拜访他，林昵林恩的昵称--译者注。你将永远不会再有一 次机会了。"新闻媒介已经对奥本海默感到厌倦了。也许正因为人们贬低他，所以每提及他，我都感到兴
奋。他的历史，命运对他毕生事业的嘲弄，和他那很特别的蓝眼睛都令我着迷。
他在夜晚会辗转难眠吗？难道他对那些理论公式--它们的应用最终将导致的不仅是他自己 的失败，而且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丧失--从未感到担心吗？因为有山存在就要爬上去， 这是老生常
谈吗？难道人类的本性就是无论结果如何，也要去做使工具完成，使技术实现的事情吗？当 奥本海默教授在洛斯阿拉莫斯埋头苦干时，他是否正想着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的尸体散发
出的恶臭呢？他正在试图停止纳粹的暴行吗？或许他正得意于利用这一机会把他的智慧施展 到极限？他相信什么，还是，他相信他所相信的什么？
奥本海默的故事萦绕在我心头。我会象他那样迷失自己吗？我热爱科学，我会执着于科学的
应用，并为其应用魂牵梦绕，以致忘记了知识自身是什么吗？
到1955年3月为止，奥本海默以我所能想象的可怕的方式由著名人物变成了普通人。他再也 不起任何作用了。没有人关注他。联邦调查局在许多年来积累了浩繁的卷宗后，突然地"结
束了案例"。对他来说，活着还不如已经死去。他被推崇为美国的英雄人物，然后被中伤所 诋毁，他不得不退却，从人们眼中消失。 我醒时的天气特别宜人--既寒冷又晴朗。我仍记得当我从二层楼的窗户远眺帕尔默广场时
，那明亮的褐色的和黄色的阳光，以及东风中甜甜的气味。就在卖报纸的人用嘴呵气到他的 杯状的双手时，我看到了红色的标题"我们会见了奥本海默一家"。
《邮报》的专栏作家和所有者，多罗茜·施弗（Dorothy Schiff）的"亲爱的读者"栏目覆 盖了头版，他试图从1954年夏天就结束的案例中写出一些新闻来。施弗"很惊奇地听到
奥 本海默夫人 "，德国出生的经过了戏剧般生活的"倾城的美人"，"说美国人很友好"。 施弗有感情地说："她看起来象一位"公园大街"的社会名流。她的脸表现出的是强烈的
感情 而不是时间的痕迹。"凯瑟琳·奥本海默使施弗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一位"红极一时的年青 人"；一位在一本F·斯考特·费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的小说中"浪漫的不顾危险 的女英雄。"而奥本，"因为他那宽宽的嘴和蓝蓝的眼睛，所以看上去就像刚刚哭过的样子
，但 是……
我认为他是过于冷漠，过于高傲，过于理性以致于他根本不会沉迷于自我怜悯。他的听力有
些问题，他行动的方式让我想起一只不满周岁的小鹿。也许他更象一位普通人……那天下午 ，他不是那个我在莫罗（Murrow）节目中见过的受挫的狂热者，不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广播
中听到的那个深沉的诗人，也不是那有证据证实的被欺骗的由科学家转变而成的政治家…… 在午餐中有人问奥本海默他是否认为氢弹将会被使用。他第一次笑了，但不是很愉快。'只
有斯芬克斯能回答你'，他说，并且他还补充了一些有关'有限制使用'氢弹的事情，在他 的谈话中，让我失望的是他好象提倡使用氢弹。"
我越读越气愤。施弗的文章反映了人们的态度和人们对奥本海默案逐渐消减的兴趣。这文章
是奥本海默从中退却的社会的化身：窥视的眼睛，替代性的兴奋，肤浅的判断，对不明白的 事情的轻易批评，爱国主义和自私狭隘，害怕想象和文化，而最糟最糟的是对科学的无
知。
对于科学、爱情、以及人类判断的过多失误，多罗茜·施弗可能知道些什么呢？在我十六岁
时，随着期末试卷中的思想冲突和细微差别的结束，我清楚地明白了这些。对于他来说，他 有权力去做一些事情以停止战争和纳粹。难道按技术行事，进行研究，部署军队不是和做爱
一样都是我们的天性吗？
我把《邮报》放到一边，吃完早饭，然后轻而易举地在普林斯顿的电话簿中查到了奥本海默
的地址--奥登胡同。经过短途步行，再搭五分钟的便车，在当地居民的一些帮助下，我来 到了奥登胡同的街牌前。
我仔细观察了胡同的每一户人家。第一家和第二家都面对着另一条街，我想它们的地址不属
于奥登胡同。第三家直接跨过建筑物前宽阔的草坪，显得迷人、古老而且沧桑，看起来象是 奥本海默的家。那门上没有名字，只在门前的篱笆上有一个牌子："有孩子玩耍，请小心驾 驶！"第四家倒是有名字，却不是奥本海默。豪华精致的第五家看上去又不可能是。第六家
有一个写着名字的匾牌。接近第七家时，一只恶狗向我袭来。第八家看起来太过于方正而且 很现代。我又重新返回到第三家。
当我向大门走过去的时候，我看见奥本海默博士，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正向我走来。我
咕哝道：我来到普林斯顿的"这儿"，在大学里是学自然科学的。见到您很高兴。请原谅， 就一会儿--好的--我来自芝加哥。很高兴能碰上您。去镇上--我，和你们一起去？当
然可以，谢谢你们。
我和他们一起坐在白色敞蓬的卡迪拉克车里。当我夸耀自己是罗伯特·M·哈齐斯（Robert Hutchins）A B 计划中最后一位将要大学毕业的学自由艺术的学生时，我尽量使我的语 气
听起来显得很谦虚。"你一定很聪明"，他的儿子皮特说。皮特生于1941年8月，所以他刚 十四岁。
"皮特"，奥本夫人慢慢地但非常清楚说道："已经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被载于普林斯 顿大学学报电视'私语'专栏中。他的名字位于报刊的首行。"接着她便默不作声。
"哦"，这是我所作的最好的回答，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想知道奥本教授是否和我一样，和 他的妻子在一起会感到压抑。
我们来到帕尔默广场；我有意识地跟随着他们。奥本夫人看着商店橱窗里的韦齐伍德瓷器。 "那"，我提出，"可能不是韦齐伍德瓷器，他没有楔形标记。"她立即纠正说："不，亲
爱的，我想你错了，我已经买了几套没有楔形标记的韦齐伍德瓷器。"
奥本博士买烟和报纸去了，这是他们在每星期天早晨一起驱车到镇上的直接原因。报纸前
页 上多罗茜·施弗的"亲爱的读者"栏目上印着可怕的标题："我们会见了奥本海默一家人-
-详见第七页。"我为自己和他们感到难为情，我早感到那种参加到报纸所引发的讨论中的 尴尬。我买了一杯牛奶，一边喝着一边走过大街。当奥本海默博士和皮特走回来时，他们挥
着手。我让矮胖的皮特喝点牛奶，他谢绝了，说他只喝脱脂牛奶。我想我的年奶纸盒和我自 己一定看上去很傻。当奥本海默声称他不介意时我意识到我说话的声音太大。"哈佛大学
"，他告诉我："比芝加哥大学要好。"
"罗伯特，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奥本夫人推开食品店的大门，冲我们喊道。
"还有我吗？"我问道，我不知道是要帮她挑选烟的品牌。她的脾气很糟，"如果你特别不 喜欢这个商店，你就不必进来。"
我在外面等着，直到奥本博士重又回到大街上。
"大约一个月以前，放映了莫罗电视影片中关于你的工作的较长片断。"我满怀热情地说： "曼德尔大厅，芝加哥大学最大的礼堂，挤满了实际容量的两倍多的人。"
他用沉思的语气说："莫罗一个半小时的影片欣赏给观众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尽 管持续两小时的谈论被删减掉了，影片却仍然比四十五分钟的电视节目要好多了。但是无论
是影片还是电视节目"，他在此强调说："对观众都缺乏连续一贯的物理学说明，删节是不 公平的。"
然后，他笑了，两只眼睛直盯着我，热情地问我是否愿意再到他们家去。奥本夫人正从食品
店走出来，听到了他的邀请；向他瞥了一眼。
"我会不会打扰你们呢？" 她答道，嗓音中有故意的明显的紧张："坦白地说，如果你只停留一小会儿的话，我们欢
迎你。这是我们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唯一机会，不是吗，亲爱的罗伯特？"
"大约二十分钟"，他用带有鼓励而又镇静的语气补充道，以至于她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在说 什么，"来吧，和我们一起回家。我有东西给你看。"我欣喜若狂。
回家途中，我们在那辆豪华的轿车里谈论得更多的是莫罗。那是他第一次在愉快的氛围中观 看完美的电视影片。"莫罗一家邀请我参观他们的家。诗人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作家卡
尔·森德伯格（Carl Sandberg），也作为客人，在那儿。以前我从未见过森德伯格。他给 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森德伯格正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而且，另外……他是一个真正的
人。"
"莫罗吗？"
"不，是赫德伯格，莫罗也是，但是莫罗就像他的电视演播一样，它准确地反映他的形象。 "奥本博士继续清楚地对我直言道。
皮特腼腆地把头埋在周末报纸中，他和愁眉不展的托尼--他十岁的小妹妹--正蹲坐在后 排的座位上。尽管他比我还小不到两岁，但他还是个孩子而我已是个成人。皮特低声向我道 歉，因为他沉浸于他眼前的内容可笑的报纸中。"我不是那种智慧型的人。"他点头说，当
我浏览他正读的"兔子皮特"时。 奥本博士递给我皮特的"未来焦点"专栏。"皮特将常有署名行的是电视专版的定期撰稿者
。"奥本夫人咕哝着"不公平"为皮特辩解着，她强烈要求我把报纸给她。
刚走下车，奥本博士就牵着我脏兮兮的夹克走进屋，匆匆忙忙地向我展示他许诺过的东西。
一件凡高的原作--一个日落时美丽绚烂的农场；令人无比惊异的繁星。
"这是我父亲在旧金山的一部分收藏。"他睿智地笑着，向我展示了另一个装框的作品，一 位法国女士，贝拉·格林尼（Belle
Greene）--那是他提及的那个人的名字吗？--的粉 蜡 笔画。"我见过那位画家，是我同时代的法国人，并不是很有名。格林尼最近去世了。"然
后 ，在征得我的同意后，他仔细地查看了我那条大围巾，并打了个结，把它整理成一个书袋- -在其中放入哈罗得·布鲁姆的热力学书：《时间之矢和进化》，和一本破损的二手书：卡
福卡的《变形》--他让我去研究一下。
"我很抱歉"，他说："因为在我那集有多种语言书籍的书架上，藏书情况很糟糕。"书架
上有学术性的德语书，主要是数学方面的；有几本法语小说，甚至在放科学书籍的地方还有 几本俄语小说；有从台湾购买的两卷本的中国艺术，以及英美的诗集。他拿起他的烟斗，打
开了一瓶啤酒，很明显，这在当天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极力劝说我抽一支烟，喝一杯威士忌 或啤酒，我都婉言谢绝了。他指给我看其它的书：一本是优美的手写的、附有插图的《布雷
克》，另一本是埃里克·本特利（Eric Bentley）的《戏剧研究》。"本特利是本宁顿大学 和鲁特哥斯大学的教授。他偶尔也在研究所工作；"他解释说，"我们是同学。"他的谈话
像在梦中漫游。
我感到很荣幸。
"我在研究所呆了七年--在战争时期，有三年我在新墨西哥。这所房子真正的名字是奥登 ·迈那。就在这个星期，我收到了一本短篇故事集--那是我的自传，"他面带骄傲的微笑
，很快地补充道："是卡森·麦克库勒斯（Carson McCullers）写的。"
"可能是《悲哀咖啡馆的民谣》吧？"我问他。"是的，我想是的。"我告诉他我曾经读过
它，发现它文字优美，充满神秘。他问我是否计划写作。
"您怎会作出这样的猜测呢？"这个问题很傻但我已问出了口。
"哦，不要在大学呆太长时间，"他建议我，"而且也不要学习写作。你应当去读哈佛。"
然后，他以一种淡漠的、温柔的、不太在意的语气对奥本夫人说："亲爱的基蒂，你不是很 开心。"
她直言不讳地问道："是吗？"
"我认为可能是有许多人打扰你们。"我说完后，缄默不语。
"是的，他们的确如此，不是吗，亲爱的？"
"你们最好让你们的孩子们愉快一些。我觉得应该这样。"我说。
"在你离开后，我们会的。"
但是。奥本解释说："噢，不要走，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他用带有真诚感情的话语 邀请我，他好象的确想让我留下。
"不了，非常感谢，"--因为那样会引起大家的不快，但我仍然感到很高兴，"但是，我 现在不饿。"奥本夫人向他投以得意的微笑。
然后，在我们好象都能感觉到的紧张氛围中，我们讨论施弗的文章。奥本博士说他们几乎不
认识穆瑞·开普顿（Murray Kempton）夫人，她将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捏造"午餐会见"的
影响，而且将比他承受更多的后果。"那些阴谋者制造出关于我的劣质报道，他们往往比我 的遭遇更糟糕。"他顿了一下，"他们经常是这样。"
原来，他和奥本夫人接受邀请，同意去参加社交性午餐，没有任何提防，当然，会有一名工作记者
在那儿。"施弗操纵了整个会见。她利用她的朋友们，罗伊德·盖里森（我知道他是奥本 博士的主要顾问）和《邮报》的编辑穆瑞·开普顿。很明显，她很欣赏她所策划的午餐访问
的 每一时刻……"事实上，奥本并没有感到被欺骗的感觉，只是有点不耐烦，就好象他是一个 局外人，一个观众，出现在这个可笑的场合中。
"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很愚蠢。"我说。
"是的，"他继续说，"我认为在读者看来它似乎可能是混淆是非，而且几乎是毫无连贯性 的，尽管事实上，它的方式是可卑的，是粗制滥造的。"
奥本夫人引人注目地坐着看报纸。她以一种变化的节奏，不停地扫视我。她一会儿看看表，
一会儿注视着天空。她显得严厉和心狠。从我们走下车进入房间，确切地已有25分钟了，没 有更多的时间了。奥本博士好象在做梦，他正在让他的思绪随处飘散。然后，突然，他注意
到妻子强硬的手势，她的眼睛紧张地瞪着，闪烁着急躁，他重新又清醒过来 ，向我显示出 带有一丝遗憾的痛苦。
"好了，再见"。我礼貌地和她握着手说。我转向奥本博士："能拜访您真是太好了 。"他发出邀请，欢迎我尽快再次来访--他一定是猜到我对他真诚的邀请兴奋不已。
他偷偷地瞥了一眼他那嘴唇紧闭的妻子（她现在有些放松了，侧身拿着周末报纸），发现她
并没有在读报纸，就温和而又深沉地笑了。他知道她的意思；我则因为满足而高兴。他握着 我的手，深情地注视着我，然后用他那双忧郁、发光的蓝眼睛看着我走上大街。
我梦幻般地走回纳斯奥旅馆，我为自己突然间闯进奥本家中的举动感到惊奇。我确信尽管奥 本夫人仍陪伴着他，但早已抛弃他很久了。她既不去分享他的兴趣、需要，又没有审美能力
，她不想加入她丈夫的孤军奋战，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他让我留下来，使我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那"智慧的性感"，正是它在1943年吸 引了物理学家们去洛斯阿拉莫斯。他看上去象一个蹒跚走出破碎心灵的老种马。
他想过珍尼·塔特洛克吗？他是否曾经和他那不名誉的反法西斯的情人保留着一种特别紧密
的高品味的关系呢？他是否在1940年11月那令人兴奋的几天中简单地错估了基蒂的性格和能 力呢？对于她的痛苦，她的紧张不安，她的意愿的冲突，他们没有作出努力去加以隐瞒，而
让它们留在他和他那"娇小的、时髦的、机敏的、紧张的和活泼的"妻子--象多罗茜·施 弗所写的那样--之间吗？
他多年趋步于权力的走廊，最终，他的安全检查--一个他以往权力的象征--被否定以后 ，他有过失败、挫折和自怜的感受吗？是他独自一人在感受这些吗？ 我沿着奥登胡同向南走着，沉醉于对奥本博士的思索，也沉醉于春天的气味。因为自满和虚
荣，我咧开嘴大笑着，装满书的围巾挂在我的肩头，我轻易地自我确信：在刚才的那个小时 里，我比基蒂更理解他，尽管她已与他在一起生活多年。
青年人的自我愉快感消失了，我再次陷入沉思。到我走到旅馆时，我开始认识到：在一个小
时的造访中我能够知道一切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我想起了施弗和她那卑劣的文章。我开始 感到有点害臊。"你永远不会知道"，当我们一起离开学校时，一位男同学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不会了解一对夫妇，除非你睡在他们床底下。"在我看来，基蒂和奥本虽然在同一所 房子里厮守多年，但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过去我这样认为，现在仍然如此。
在旅馆的桌子上，我看见卡尔的一个电话留言："请打好行李，3点准备离开。"我谢过服 务员，然后慢慢爬上楼回到房间，寻思着我的未来。我应该嫁给这位过于自信的未来的科学
家吗？我想过一种让公众注目的生活吗？我应该成为一位科学家的妻子吗？我会忍耐吗？我 能为他将来必然的名望而高兴吗？
当然，我会和他驱车返回芝加哥，但我知道，就在那时，我将我的新泽西英雄留在了他自己
的辉煌未来中。奥本博士建议我去哈佛，他是正确的吧？我仔细琢磨奥本博士友好的建议， "不要在大学里呆太久，而且也不要学习写作。"
无论他说了什么，我从他身上了解到了许多许多--他妻子眼中的冷漠，他自己深深的忧伤 。是的，我将安慰卡尔，当他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时，他会感到高兴和轻松：他永远不必
在拉维正式介绍我。其实也永远不必把我介绍给他的母亲。
当我们向西行飞速使时，地平线上各种杂乱的事物呈现在我面前。
那些无法询问炸弹是否应该被投掷的人们也将因广岛儿童的死亡而受到责备吗？
每一个人都认同炸弹的建造和引爆是"技术的硕果"。朱·罗伯特·奥本会放弃享受如此的 "技术的硕果"所带来的喜悦吗？实际上，要求炸弹永远不被投掷，那可能吗？"投不投"
的问题究竟能不能问？奥本和他的朋友们仅有一种选择吗？
所有的炸弹体系都成了历史。这些武器与战争史上的任何其它武器都不一样。无论是文
明人，智慧的老 人，母亲还是孩子都不会幸免。狂怒的火焰会不加区别地在全副武装的陆军、制服统一 的海员和勇敢无畏的海军中燃烧。
*****
……
黑暗又降临了，但我现在已明白，
二十世纪的死气沉沉的睡梦，
给晃动的摇篮摇入恼人的梦魇， 什么样的野兽，终于等到它的时辰， 懒洋洋地走向伯利恒，来投生？
威廉姆·巴特勒·叶芝
《第二次来临》
在迈出自己脚步之前，我凝视着天空，我感受到我们的行星家园，这个星球，即地球正在
难以 令人察觉地旋转着。秋天的星星美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样的醒目，就像奥本收藏的凡高的 名画--对"群星闪烁的夜晚"的素描，他曾十分骄傲地把它展示给我看，我也同样骄傲地
看见了 。
多么荒唐，在1945年8月7 日，十万广岛人死于这些想永远停止战争的一流科学家手中。 "那是他的'胖子'，他的儿子，他的发明"费尔说过。
今天五万多核武器被掩蔽在山洞里，潜水艇里，轮船船舱里，和飞机的弹药库里，这是否具
有讽刺意味呢？或者，随着人类不断取得"技术的硕果"，并毫无疑问地实施了它， 停止所有战争的愿
望被波浪冲走了吗？ 当奥本海默使年青的费尔·莫里森确信，仅仅一种演示是不够的，他是 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呢？还有，既然对日本人的任何警告都会使一位美国飞行员必死无疑，那么一个
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它必须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投掷，投掷时必须没有警告。理清这些黑 色讽刺事件，对现在的我来说都很难；那么，对十六岁时的我，香织，还有那些对我们来说
不知名的死者，就更不用说了。
奥本教授指挥整个计划，他因为与军人、政治家、尤其是与有着专门知识和雄心的将军莱斯
利·格罗夫斯的"踢皮球倾向"变得很著名。奥本海默对"怎么投？"这一问题表现得如痴
如醉，却从未问过"投不投？"满怀着痛苦，他后来在广播中说，他和他的物理学家同事们 已经知道犯下罪恶。他结结巴巴，犹犹豫豫。他提出了良心问题。他与第二代炸弹之父、氢
弹的设计者艾德伍德·泰勒激烈争论："难道原子弹还不足够吗？"奥本公开问道。在50年 代的审讯指控中，压力产生了--"是否因为良心对他突然猛烈地袭击，而阻碍着他前进的
道路？
我仍旧是16岁时的那个我，也许更愤世嫉俗，当然也更谨慎小心。我会象奥本那样迷 失自己吗？我对科学--不是对科学家--怀有深情，同时，我对它的应用开始鄙视。我发
现为了增强人类健康或军事力量的科学知识的推销性使用，已经从根本上脱离了研究科学知 识 本身任务。所谓的应用科学--从分子医学奇迹到氢弹爆炸，仅仅是对较少的伪装的贪婪
的更多的谈论：学院的贪婪 ，科学家的贪婪，企业的贪婪，政府的贪婪。科学被合理化了，它充满混乱，它的描述令人困惑，它的破坏性被付诸实施。内在虚伪的、未被认识到的人类中心主
义，与它自身 成长，减少着对虚假的自我确证的探究。然后还有许多牺牲者，经常是一些无助无望的牺牲 者-- 宣传科学的作家，记忆力较好的大学生，兼职的技术工人，实验室的兔子和豚鼠，以及其他
被边缘化了的所有人。
是的，我对知识的热情并未减弱，但对我的人类伙伴，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信任已经锐减。奥
本看起来和他们中的其他人一样，太随和，太易于改变，太不坚强，以至于不能确保后来的 严 肃反思。只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可能是他，或者至少是事态情景成了我
的 良师益友：持续、残酷的战争的错综复杂的模糊性，纳粹主义和伟大德国文化的分裂，一个 弱小、一半人斜视的种族主义的滑稽讽刺画。
所有的一切都凝结于奥本的眼睛和费尔的进退维谷之中--一个美国飞行员和50万日本公民 之间的权衡。
费尔是否该同意不去警告目标城市和他们的军事装备呢？绝大多数持异义的牧师、共产主义
者、犹太人、政治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都避开了，或者，在最后决定的时刻，都保持了永久 的沉默。希特勒的优越民族--如此肤色白皙、如此信仰上帝、如此拥有萨克森和德意志精
神--难道不应该被轰炸吗？
仇恨纳粹的人对条顿民族的效率存有残有的尊敬，然而，奥本和格罗夫斯的毁灭黑眼睛的
亚洲人的两座城市的巧妙计划难道不应该被否决吗？难道他们不应该以官方的观点，发布一 条政治宣言，在远离南太平洋边缘的城市投掷原子弹吗？在广岛之后，奥本、格罗夫斯或者
任何人，对于在长崎投下第二个原子弹的合理性又是什么呢？
进化中的退步和生态环境，而不是戏剧中出风头的舞台主角是我更加关心的。答案永不会那
么 简单，部分因为问题并没有被清楚地提出来。布满阴影的地球仍在旋转着。我们被淹没在我 们的历史中，所有我们个人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中。 期末试卷注释
不是"投不投？"而是"怎么投？"： 朱·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投掷原子弹的决定。
林恩·亚历山大 社会科学2 1955年2月
1907年 朱利斯·罗伯特·奥本海默出生于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 。
1918年，奥本一家在森林茂密的小山上度过了几个夏天，附近是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 斯的大农场学校。他父亲在他十多岁时从德国来到美国，成为一个商人，当时已赚了不少钱
。
1926－1927年哥廷根：一个古老和真实的世界。奥本住在一座花岗石的别墅里面，主 人是一位在实践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内科医生。他被吸收加入自然科学研究团体与麦克思
·波恩一同研究物理。他很健谈、随和，使人着迷，特别是具有进取心。
琼克（Jungk），《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作者，写道："……过多的谈话和雄辩开始在 他的许多同事中引起愤怒和嫉妒。他们向一位教授递交了一份译状，建议检查一下'神童'
"。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是一位好静的数学物理学家，也住在那位内科大夫的别 墅里。他知道奥本写诗和描述物理规则的方程式，评论说（这是一个意译）："你怎么能够
一次做到这两件事呢？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写的让所有人理解，然而在诗作方面，我们所写 的却相反--让人难以理解。"（一些人可能做得正好相反）。
1927年根据研究团体的记录，朱·罗伯特·奥本海默参加他的博士考试的申请被否决了。 奥本 的档案中从未有过简历，他也从未正式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因此，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学院
团体的成员。麦克思·波恩出面为他说情，说奥本海默对物理的贡献是杰出的，而且，因为 经济条件，奥本海默在当年的夏季学期过后就不能留在哥廷根。（现在我们可能会说，波恩
教授请求的是取消奥本的居留规定。）波恩陈述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琼克感到奥本的急 躁不安远远多于他的贫困。
1927年5月11日朱·罗伯特·奥本海默以优异的成绩从哥廷根获得物理博士学位。
1936－1939年 朱·罗伯特·奥本海默与珍尼·塔特洛克（Jane Tatlok）发展并维持着紧 密的关系。她是一位工作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利亚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的女儿。他们三番五次
地缔结和解除婚约。塔特洛克是一位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她为西班牙内战筹集金钱和衣 物作为赈济。她加入了共产党。她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作品的热心读者。他们的关系持
续了近十年。
1937年朱·罗·奥本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利亚大学和加利福利亚的帕萨德那的加利福利 亚技术研究所教授物理。在此期间，根据琼克所说："他在许多国家期刊上发表了科学论文
，毫无疑问，它们对正在建设中的现代物理学大厦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但却没有为其建 立新的基础。
1940年11月下旬朱·罗·奥本闪电般地爱上了凯瑟琳娜·哈里 森（Katharina Harrison）。她与另一个人结了婚，那是一位英国内科医生。
1941年8月 奥本夫妇的皮特·奥本海默出生。
1941年秋 奥本参加国家科学院资助的有关原子能军事应用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产生核 分裂的铀同位素的数量，即U235（爆炸要求参数之一）。不久以后，朱·罗·奥本发表了一
篇论文，内容是关于用电磁方法从U238（丰富但不产生核分裂的同位素）中提炼U235（具有 潜在爆炸性的铀）。这篇论文最终导致获取大量铀的开支降低了50％到70％。
1942年末 国际科学团体开始意识到产生核裂变的铀的潜在破坏力。纳粹德国正在进展 顺利地努力研制原子弹，人们认为这是事实，尽管后来证实这不是事实。到1942
年中旬， 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同意集中西方盟国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原子研究 小组。在美国，对原子研究小组的控制从科学家手中转移到军事政策委员--施铁尔（Styl
e）将军、普耐尔（Purnel）海军上将、格罗夫斯将军、万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 博 士、和詹姆士·考南特（James
Conant）博士--手中 。这个团体成为集中进行原子研究 计划的权力核心。
1942年8月13日科学家、军队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对这项行动提出了许多观点 和计划，为了使它们协调一致，一个代号被采纳通过：正式命名为DSM（替代物质发展计划
）。这一构想也以曼哈顿计划而著称，这是根据纽约的一个邮政信箱而命名的。
1942年12月25日命运的列车启动了，朱·罗·奥本和卡·迪·尼克尔斯上校，格罗夫 斯的一个同事（一位有名无姓的元帅），及莱斯利·让·格罗夫斯将军本人一起乘坐在"20
世纪极限号"豪华列车中。这四人在从芝加哥到加利福利亚的路上开了一个流动会议。原子 能必须被开发并用于军事领域，这是为了阻止纳粹的战争攻势。朱·罗·奥本强调支持需要
联合所有基础学科的研究力量。在奥本的鼓动下，一个重大的决定被采纳了。目标很坚定： 必须获得共同研究力量。为此签订了一项保证。曼哈顿计划，起初只是淡淡的构想，现在开
始步入实施阶段。对大农场学校的记忆仍旧徘徊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上空，在那里 ，研究事务将开始执行。
1943年春天朱·罗·奥本开始悄悄地以他人无法仿效的方式去说服核物理学家加入战 争的这一努力中。他直颜面对他的许多同事们，绝佳的蓝眼睛烁烁发光，直射进他们的眼中
。他解释说，目前任务利用产生核裂变的铀发展一种核武器，最终目标是停止在他所热爱的 欧洲的大屠杀。"依靠极妙的技巧和知识分子智慧的性感"，奥本像驱赶牲畜一样，把美国
许多物理学家聚集在一起，加入了他在美国东南部的辉煌事业。 1943年6月初尽管他继续对他的知己，珍尼·塔特洛克的需要给予回应，但在当时， 他已有意断绝了与他以前生活中的所有其他人的联系。在他看来，那些人是共产主义者或其
同情者。朱·罗·奥本还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他外出活动的小圈子，及他以前对左派人物慷 慨大方的原因。他承认与珍尼·塔特洛克有联系，但已经结束。
1943年6月12日晚间应珍尼的请求，奥本在旧金山马克大厦的顶层与她碰面，并一起 喝酒。那晚，他们一直呆在一起。奥本告诉珍尼，他离开了凯瑟琳娜和皮特，正在为政府工
作。他希望他们不再接触。 1943年6月13日，星期六早晨 珍尼驾车把奥本送到飞机场。他们的行踪一直被联邦调 查局监视着。
1943年7月莱斯利·让·格罗夫斯将军拒绝接受一项坚决的建议：一位不崇尚权力的 科学家E·U·考登（Condon）博士应该担任绝密的曼哈顿计划的总指挥。格罗夫斯偏爱朱
·罗·奥本海默。他声称，奥本会指挥得很好。格罗夫斯写了下面这段话：
纽约市曼哈顿区工程师主任办公室管区工程师收
和我在1943年7月15日的指示一样，我极希望，无论对奥本先生有何看法，通过对朱·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安全检查一刻也不能耽搁，对于［曼哈顿］计划，他是绝对必需的。
莱斯利·让·格罗夫斯准将1943年7月20日
1943年夏天奥本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总指挥。他指挥了历史上最具有科学性和技术 性的尝试。原子弹就在这些巨大的努力中诞生了。
1944年7月珍尼·塔特洛克自杀。
1943年至1953年朱·罗·奥本的秘书，被命令对奥本的剪报、论文、漫画和照片进行 分类、归档和保存。在整理最大一卷期间，对于这位敬业的珍藏纪录者来说，一天中至少需
要耗去几个小时。在这十年行将结束时，朱·罗·奥本赢得了许多荣誉，可能其中最引 人注目 的是总统杜鲁门的荣誉勋章，虽然在专业物理学期刊上，他只发表了五篇科学论
文。所有这些都只是小的贡献。
1945年5月3日-6月1日作战秘书,亨利·史提密森，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政治家加 入到 科学家行列之中，讨论炸弹的测试。万内瓦尔·布什，卡尔·康普顿，杰·比·卡那特
， 朱·罗·奥本，恩里克·费米(Enrico Fermi)，A·H·康普顿和意·欧·劳伦斯，这七位 科学家，可能除了费米，都有与政治家和军人"踢皮球的趋向"的名声。A·H·开普顿后
来说，他从未记得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新炸弹是否应该被投掷，而只是问道怎样去投掷。 1945年7月16日早5：30拂晓洛斯阿拉莫斯的群众，在新墨西哥沙漠上空、在阿布卡
齐那以南20英里处，看到了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的可怕的爆炸。那是他们劳动的结晶。
1945年8月7日黎明东京日本总参谋部的参谋长从广岛的一个区的高级管员那里收到一个电 报。内容是： 整个广岛市被单一的一颗炸弹即刻炸毁。
1945年8月9日长崎报纸称奥本为"原子弹之父"。
1947年吉·艾得加尔·胡佛(J Edgar Hoover)，是因反共产主义和具保守作风而著称 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企图收回奥本的安全检查，但缺乏足够的证据。他大胆地、专心地
收集反对奥本的证据。到1953年止，有关奥本的卷宗已高达4英尺6英寸。
1950年1月31日国家安全局的特别委员会介绍：杜鲁门总统采取了一项制造氢弹的紧 急计划。杜鲁门宣布的这项寡头政治集团的决定："我已经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继续工作，制
造各种形式的原子武器，包括'氢弹'或'超级炸弹'"。
1951年许多物理学家的计算显示聚变反应的可行性。对超级炸弹的论述此刻仍未定案 。谣言广泛地传播着，甚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艾德伍德·泰勒博士是氢弹之父。（然而，许多
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知情的人，都知道九个月前，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弗·乌拉姆［Stanisla v Ulam］和其母亲睡在一起。）
1951年6月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高登·迪恩（Gordon Dean），后来回忆说："在1951 年6月的那次会议上，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可能构想了对［超级炸弹］作出的贡献……我记
得 围坐在桌旁的每一个人，也包括奥本海默博士，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得很狂热，因为他们预见 到了一些事情。讨论结果很圆满，我们能够在一年内把装置准备好。"
1951年至1953年奥本海默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开始提出良心问题。他和艾德伍德·泰 勒争论说："难道原子弹还不足够吗？"
1953年奥本被英国广播公司聘为赖斯讲师（Reith Lecturer）。在他前往英国就职的 旅途中，他得到了他的第六个博士学位（牛津大学的名誉博士）。美国参议员布赖恩·麦克
马洪（Brian McMahon）是原子能联合国会委员会的主席。象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感到所有 美国人在技术上享有的声誉正濒于险境：美国必须生产超级炸弹。这还是一个我们防御共产
主义的问题。首任参议员助理威廉·伯登（William Bordon）先生给麦克马洪发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说：朱·罗·奥本海默"可能是一个伪装的苏联间谍"。
1953年12月3日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见了他的两位内阁成员：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 特劳斯（Lewis Strause）和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迪·卡特勒（Robert
D Cutler）。总 统命令封锁奥本接触所有政府秘密的渠道。
1953年12月21日国会大街是原子能委员会所在地。在一张长会议桌边，原子能委员会 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和他的助理，上校卡·迪·尼克尔斯(KDNichols)--他就是和
格罗夫斯、奥本乘坐"二十世纪极限号"列车于1942年12月25日到加利福利亚去的尼克尔斯 --与奥本交谈了很久。他们曾急切要求奥本到场。斯特劳斯隔着桌子，伸出手，递给奥本
一 撂信。信中尼克尔斯详细描述了奥本对国家的忠实程度，前三十页概括了奥本与左派分子的 联系和对他们活动的支持，第二十四页涉及到问题的中心：指控奥本强烈反对超级炸弹的制
造--不仅在杜鲁门总统决定加速制造它之前，而且在其后。指控的结尾坚决主张：考虑到罗列和引用的事实，必须提出"关于你的可靠程度、行为举止、甚至忠诚性的问题"。
1954年4月原子能委员会指控奥本的秘密调查即将开始。他是否忠诚？他是否应当继续保持对他的检查？他是不是由于猛烈的良心攻击站在了阻碍前进的道路上？
他正在阻碍超级炸 弹的制造吗？公众必须清楚明白将发生什么。奥本的辩护律师，罗伊德·盖里森将尼可尔斯 的信和奥本的答复--十四页的自我辩护，递交给《纽约时代》驻华盛顿办公室的詹姆士·
勒斯顿（James Reston）。各大主要新闻媒体都刊登了他的陈述--至少是部分地刊登。
1954年12月12日公开听证会从奥本的安全检查问题开始。由原子能委员会的罗吉尔 · 罗伯（Roger Robb）主持审讯，他"指控"奥本就象他犯有严重的叛国罪一样：
罗伯：你支持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不是吗？ 奥本：你的所谓"支持"是什么意思？ 罗伯：你帮助选择了目标，不是吗？
奥本：我做本职工作，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在洛斯阿拉莫斯，我不是制定政策的
人。我将做任何要求我做的事情，包括设计炸弹的不同外形，如果我认为技术上可能的话。当问及他在制造原子弹中的角色时，奥本的陈述是：
无论如何，我在这些事情中的判断就是：当你发现某件事情在技术上可行的时候，你
必须继续前进并且付诸于实践。只有在你已经获得了技术上的成功之后，你再来讨论它是什 么。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制造出原子弹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反对制造它，尽管在它被制
造出来以后，我们在如何处理它的问题上有了一些争议。
1954年12月中旬与下旬 许多研究原子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理事会前"作证"。
1954年底原子能委员会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委员以四比一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恢复奥本的 安全检查。他们递交给他一份陈述，包括如下内容：
然而，我们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恢复奥本的检查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是明显一致的，因 此不能作出如此建议。
1．我们发现奥本教授的一贯行为和交往反映出他对安全体系过分忽视。
2．我们发现了一种有影响的感情，这种感情对于这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有重大牵连。
3．我们发现他在氢弹计划中的所作所为足以让人担忧，据此提出了一个疑问：他将 来是否加入……会明显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
4．我们遗憾地得出结论：奥本海默博士在委员会面前所述证词中的几件实例中，是 不够坦白的。
*****
尽管对于改变我在"社会科学2"上的论文，我感觉好象是一种欺骗，但我仍然添加了下述 内容作为结尾：
1960年到现在皮特·奥本海默变得越来越遁世；他拒绝回答任何记者和所有拜访者的 要求。
1967年奥本海默逝世于普林斯顿。
1977年托尼·奥本海默自杀：因为与朱·罗·奥本的传记作者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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