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术大师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哈佛大学留学见闻

 

李建会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2001年8月,我非常荣幸地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佳(Christine Korsgaard)教授以及科学史系知名教授门德尔森(Everett Mendelsohn)的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哈佛作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在哈佛的访问时间虽短,但哈佛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下面我就简要介绍一些我在哈佛的见闻和感想。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10月28日,它最初并没有正式的校名。1637年冬,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移民到了新大陆。他的名字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他住在查尔斯镇,当时约翰的梦想是成为查尔斯镇教堂的助理牧师。可惜他在1638年9月就因患肺病而去逝。临死前,他立嘱将自己一半的财产(约值780英镑)和所有的图书(约400本)捐赠给剑桥镇查尔斯河边上那所新成立的学院。这是该学院成立以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所以,为表示感谢,马萨诸塞州议会一致决议,将这所尚无正式名称的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

从那时至今,哈佛大学已经经历了三百六十多个春夏秋冬。三百多年来,哈佛大学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和企业家,曾出过六位美国总统,三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这充分说明了哈佛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杰出的人才,也许与学校的办学方针有关。哈佛的校训是:Let Plato be your friend, and Aristotle, 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中文翻译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哈佛大学的校徽也是显示哈佛的办学方针的:它的主体部分以三本书为背景(两上一下),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印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而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则印刻有“TAS”这组字母。三本书的背景则是一个盾牌图案。”VERITAS”的拉丁文就是“真理”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这个以“真理”为主题的校徽,在1643年制定出来以后竟被搁置了100多年,直到哈佛200周年校庆时才被正式启用。当时,主持校庆200周年活动的哈佛学院昆西院长从堆积如山的历史文件中发现校徽的设计稿时欣喜若狂,他在向师生推荐时感慨万分。哈佛校徽失而复得,似乎昭示人们:真理需要付出时间和努力才能得到。大学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认识已有的知识,而且还要让他们去创造新的知识。哈佛学者云集,这些学者可以教会我们已有的知识,所以我们要与他们为友。但这些学者也有局限性,他们对一些事物的认识不仅可能会是错误的,而且有很多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的真理,所以,学生还必须学会自己去认识真理。追求新的真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可能遭到旧的权威或当权者的反对。所以,与真理为友就显得更加可贵。哈佛校训就是要教导学生们不仅要向学术大师学习已有的知识,而且要有批判和创新的眼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知识。

哈佛大学校徽。三本书上的字母合起来是“真理”的意思。

 

历史上哈佛哲学系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哲学系。她曾拥有皮尔士(1839—1914)、詹姆斯(1842—1910)这样的美国哲学象征人物,还曾拥有刘易斯(1883—1964)、怀特海(1861—1941)、蒯因(1908—2000)、诺齐克(1938—2002)这样的哲学领袖;现在还有罗尔斯(1921—)、普特南(1926—)这样的著名哲学家。从这些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20世纪的美国哲学几乎都是由哈佛大学一统天下的:哈佛大学哲学系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摇篮,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詹姆斯等人都是哈佛的骄傲;20世纪统领美国哲学的分析哲学重镇也非哈佛莫属,刘易斯、蒯因、普特南等著名哲学家都是分析哲学在美国的重要代表;美国的生命哲学、过程哲学等也都发源于哈佛。哈佛大学哲学系现在有十多名教师。由于罗尔斯和普特南等教授已经退休,所以,现在哲学系最著名的学者就是系主任科斯佳了,她主要从事伦理学和康德研究。科学哲学方面有几位年轻的学者,这些人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心的哲学和逻辑哲学。哲学系的办公条件非常好,处在哈佛校园中心的整个爱默生大楼(Emerson Hall)几乎都归哲学系所有。

哈佛的科学史系位于“科学中心”(Science Center)二楼。科学史系的实力也非常强。相对哲学系来说,科学史系教师和学生更多一些。科学史系的教授都配有秘书,所以,科学史系一直保留着哈佛的一个传统,拜访教授一般要事先与秘书预约。科学史系教授的研究内容与我国科技哲学领域的学者的研究很类似: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其中,医学史的研究者最多。

在哈佛期间,我主要选听了以下一些课程:“心的哲学”(Philosophy of Mind), “生物伦理学问题”(Topics in Bioethics),“科学、技术和现代性”(Science,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科学史研究方法”(Methods of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保护生物学、生态学和环境”(Conservati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科学社会学”( Sociologies of Science),等等。遗憾的是,哲学系现在没有开“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等课程。大波士顿地区有好几所有名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有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的课程,所以,我有时也到这些学校旁听一些课程。比如,因为博士论文的关系,我在MIT听了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教授关于智能的本质的一门课程。

哈佛讲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阅读文献和做作业,特别是研究生课程,每星期的阅读量都很大,作业也很多。每次课上都事先指定一个或多个学生重点发言。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课程,只要有一个学生选,就开课。“科学社会学”一课就只有两个学生选,另外一门关于科学史上的科学实验的课程只有一个本科生选。

不论是哲学系还是科学史系,每星期都有讲座,一般都是下午4点钟开始。讲座的学者有本校的,但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学者。科学史系的讲座以外校的著名学者为主;哲学系的讲座很多是高年级的研究生。先是学者讲一篇新写的论文,讲完后提问和回答问题。在哲学系,如果是研究生讲,回答完问题后,还要由教师对研究生演讲的优缺点进行当场评价。最后是Reception(招待会),一般讲座都预备有一些饮料、水果和甜点等食品,感兴趣的人可以继续留下来就有关问题边吃边聊。这好像是美国学术社交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哲学系最有名的一次讲座可能是由研究心的哲学的韩国裔哲学家家Jaegwon Kim主讲,一般很少去学校的退休教授普特南也参加了那次讲座。

由于波士顿地区有很多学校,几乎每天都有很多演讲,一些演讲为了吸引或方便听众,就免费提供午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MIT迪布纳科学史研究所每周二中午十二点至两点的讲座最吸引人。除MIT之外,波士顿大学,塔夫特大学(Tafts University)等,也都有类似讲座。

在哈佛期间,我顺便参加了几次国际研讨会。一次是MIT迪布纳科学史研究所举办的“东亚科学中的批判性问题”(Critical Problems in Eastern Asian Science)的会议。会议由韩国的一个教授主持,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问题。在异国他乡,听不同肤色的学者们用英语讨论中国古代的科学问题,可以说别有一番滋味。哈佛科学史系的研究中国医学史的安德鲁丝(Bridie J. Andrews)助理教授,我的指导教师门德尔森教授,剑桥大学的罗伊德(Geoffrey Lloyd)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科恩(Robert Cohen)教授等都参加了会议。我参加的另一次国际会议是在哈佛大学的达德利中心(Dudley House)举行的,会议名称是“联大西洋生物学史研讨会”(Joint Atlantic Seminar for the History of Biology),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学者和学生。门德尔森教授是达德利中心的主管,所以,他经常在那里举行一些学术讨论或举办一些会议。另外我还旁听了燕京研究院举办的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的国际研讨会。

哲学系罗宾斯图书馆(Robbins Library)是我经常去学习的图书馆。哲学系给访问学者都发了爱默生大楼和罗宾斯图书馆的钥匙,所以,不论什么时间都可以到那里看书。哈佛的学校图书馆有很多。我常去的有两个,一是在哈佛园子(Harvard Yard)里的威德纳(Widener)图书馆,一是“科学中心”(Science Center)的图书馆。此外,我还去过燕京研究院的图书馆和其它一些图书馆。

在哈佛期间,通过听课,听讲座,参加国际会议和哲学系和科学史系举办的学术活动,我与一些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是我一直很崇拜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这次在哈佛很荣幸地拜访了他。他已接近百岁,但依然每星期到办公室一次。访问他时,我送给他我关于他的生物学哲学思想的英文论文,他看到后很高兴,并就他的一些思想与我进行了讨论。分别时,我们还一起合了影,作为留念。科恩(Robert Cohen)是波士顿大学哲学系的知名教授,曾经访问过中国。据他说还在北师大做过学术演讲。这次在哈佛多次与他见面。他参加了在MIT举办的关于东亚科学史的国际会议,还在门德尔森的“科学社会学”课上做过两次讲座。他送给我一本他和范岱年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1996)和西索尔(Edgar Zilsel)的《现代科学的起源》(2000)一书。这两本书都是由他做总主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中的书。布鲁克斯是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当今著名的机器人设计大师,他关于无表征智能的新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次在哈佛学习期间,顺便拜访他,并旁听了他的“具体化的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的课程。

我在哈佛总共学习了6个月。我进入了哈佛,了解了哈佛,学到了相关学科的一些前沿知识,也与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学者建立了一定的学术联系。半年的时间虽短,但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深刻的。哈佛校园的红叶,科学中心的快餐,哈佛广场的人流,查尔斯河畔的晨辉和晚霞,贝尔芒特(Belmont)的优美社区……,所有这些都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过,最让人难忘,并最能激励我的是哈佛的精神:与学术大师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节选自李建会著,《与真理为友——现代科学的哲学追思》。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