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端倪的“五山模式”

--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期评估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评估课题组

0、         导言

0．1评估课题的由来与课题组成员构成

2005年5月20日，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负责人达成口头协议，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成立评估课题组，对北京绿十字文化传播中心倡导和参与的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进行中期评估。2005年6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正式组建评估课题组。课题组成员共5人：赵孟营（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李檀（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数据调查实验室项目主管，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廖正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数据调查实验室调查督导，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白世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数据调查实验室数据分析师，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崔俊荣（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数据调查实验室调查督导，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0．2本报告所指“五山模式”“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外延

 本报告所指“五山模式”和“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是指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

传播中心倡导和介入的在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和田河村所开展的生态文化建设的项目统称。这些项目包括：垃圾分类项目；一建四改项目；五山茶坛项目

0．3评估目的与意义

评估目的是描述乡村文化建设项目的实施状况该项目的实施状况,评价乡村文化建设项目的效益，分析乡村文化建设项目的成本，分析项目的组织体系，分析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评估意义在于讨论在远离都市的乡村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对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示范意义和非政府组织在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0．4评估方法和评估过程

   评估课题组采用文献法、统计调查法和访问法开展评估工作。评估课题组收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相关文献记录，召开了三个座谈会（堰河村领导干部座谈会、田河村领导干部座谈会、部分邻村干部座谈会），通过偶遇抽样对堰河村和田河村的100位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堰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小学教师、村茶场负责人进行了个案访问调查，对田河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会计进行个案访问调查，对堰河村和田河村各10家农户进行了家庭访问调查，对堰河村和田河村进行了现场图片资料收集。

   2005年6月2日—12日，评估课题组完成了文献收集、问卷设计、访问提纲设计、家庭访问调查提纲设计。

   2005年6月13日举行了堰河村领导干部座谈会、田河村领导干部座谈会。

   2005年6月14日举行了部分邻村干部座谈会。

   2005年6月14日-15日完成了问卷调查、家庭访问、个案访问、现场图片资料收集。

  2005年6月16-17日完成各种资料审核整理和数据统计分析。

1、         垃圾分类、一建四改与五山茶坛：生态文化建设项目概述

    堰河村位于五山镇西3公里，农户225户，人口910人，耕地550亩，茶园700亩，2004年人均纯收入2980元。田河村位于五山镇西5公里，农户540户，人口2219人，耕地1344亩，茶园2000余亩，2004年人均纯收入3000元。

1．1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项目筹划于2003年9月。2004年3月正式启动。目前堰河村、田河村垃圾分类项目落实情况如下：

 1）农户配备专用垃圾桶。堰河村居民家门口一般备有1到2个垃圾桶，村民就地取材，主要原料是家中无用的塑料桶、铁皮桶、小纸箱等，其中20户村民购买了专门订做的黄色、绿色垃圾桶。保洁员挨家挨户清理，将小桶的垃圾装车运往垃圾处理池。

田河村与堰河村不同之处在于，村民家中一般只备有一个小垃圾桶，每隔五十米左右安置一个大的垃圾桶（一般使用废汽油桶），保洁员只负责将大桶的垃圾运往集中处理地点。 

 2）建立村级垃圾池。堰河村和田河村分别建有一个村级垃圾池，用于盛装农户产生的垃圾。垃圾池由各村村民以出义务工的方式修建。

  3）设立保洁员。堰河村下设三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配备一名保洁员，由该组村民担任；田河村下设4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配备一名保洁员，由该组村民担任。保洁员至少每两天工作一次，负责把农户垃圾桶中的垃圾运往垃圾池并进行分类处理。保洁员的报酬由村委会支付。

  4）建设绿色学校。两村所属小学开展了环保教育，鼓励小学生从小养成不乱扔垃圾的好习惯。堰河村小学还让小学生督促家长搞好垃圾分类，每两到三周让小学生进行一次巡游，检查全村的垃圾入桶情况，对工作突出的学生授予“环保”小卫士”称号。

1．2一建四改 

一建四改是指“建沼气，改水改厕改圈改灶”项目。2004年3月田河村率先启动。目前田河村有125户农户完成了一建四改功程；堰河村有60户农户完成了一建四改工程。沼气池直径3米。

1．3特殊的文化符号：五山茶坛

    2004年4月28日，田河村所属一座山坡上，五山茶坛举行了开坛仪式，标志着五山茶坛建坛工作完成。茶坛立意在于弘扬中原茶文化。茶坛主体为花岗岩雕塑而成，基座为环丘型。

 

小结：从以上事实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五山生态文化建设是把生态建设（即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与文化建设（即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建设）综合起来，其实质可以理解为“基于生活关怀的乡村和谐社会建设”。这一建设目前效益如何？

 

2、初显的经济效益和系统的社会效益

五山镇生态文化建设已经显示了初步的经济效益和系统的社会效益。所谓初步的经济效益，是指项目实施带来了局部的直接的和潜在的经济收益；系统的社会效益，是指生态文化建设实施对当地的村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综合的良性变迁。

2．1农户的经济收获

2.1.1生态文化建设降低了农户经济支出

1）完成一建四改的农户，沼气已经部分、甚至全部代替了木柴和煤，全

部取代了液化气，成为家庭最主要的燃料。这使家庭生活支出大大降低。

张于书，男，40岁，堰和村村民，木工，家中5口人 。 “沼气建了以后，就不买了煤，一个都没得买，省了千把元柴火钱。”

一年的燃料开支：

液化气   70元/罐

煤    0.42元/块， 一年要 400多元

柴火   3000-4000斤   500-600元              共计10,00元

 

2）沼气系统促进了有机肥的使用。节省了化肥和农药的开支。

李光发，47岁，男，堰河村村民，家中4口人， 2亩2分地。“不经常出（有机肥）气就少些”。用了一半有机肥，少使用4包化肥，共节约100元左右。一亩地可节约50元钱。 “使用有机肥，地里生虫少，农药也少用了。”

2．1．2生态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收入机会

1）沼气系统稳定了生猪饲养

沼气形成需要足够的原料，直径3米的沼气池需要至少两头生猪提供粪便。

这就稳定了使用沼气农户的生猪饲养，实际是稳定了农户的部分收入。

2）垃圾分类形成的良好卫生环境带来了农户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的机会

A餐饮

堰河村已经有3户农民开办以“农家乐”为名的农家菜馆。另有4家正在建房，打算开办农家菜馆。据农家乐3号的女主人介绍，她家的农家乐每月流水约1000元。一个农户看到农家乐饭庄的收益，要开始建旅馆。

B采摘

李光明，男，43岁，堰河村二组村民。“隔壁季大爷的果子今年特别好卖，果子还没摘下来就有人买，价格比市场上的好，就是因为环境好的原因，市场上卖的1块5的樱桃，老头子卖了3块多，人家都说绿色的好。”

C花卉

任安平， 男，45岁，田河村农民，培育花卉14年。非常希望建沼气池，希望利用有机肥培育花卉， 这样干净、省钱。

2．2社区经济活力提升

推行生态文化建设，提高了乡村社区的经济活力。以堰河村为例，该村以农

家乐为中心形成了潜在的局部经济链：当地农民的蔬菜—农家乐—旅馆—休闲娱乐设施。当地农民向农家乐销售蔬菜，增加了收入机会。由于农家乐的出现，有村民已经开打算开设旅馆来为客人提供住宿服务。正在建设中的“天意茶庄”则以为客人提供休闲娱乐服务为目标。这条经济链一旦成熟，将会为该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2．3环境效益

生态文化建设已经带来了明显的环境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垃圾分类大大减

少白色污染和金属污染，有机肥的使用减少了化肥污染，沼气的使用降低了木柴使用从而减少了树木砍伐。长期的环境效益将逐渐呈现。

2．  4农村居民价值观的提升

生态文化建设使得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大大加强。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显

示，堰河村和田河村居民民关于垃圾分类知识水平有明显提高。两个村的受访者垃圾分类知识平均得分接近5分（满分10分）。80%堰河村受访者的垃圾分类知识达到及格水平，其中30%完全掌握了垃圾分类的知识，40%的田河村受访者的垃圾分类知识达到及格水平，其中6%完全掌握了垃圾分类的知识。

家庭访问的资料显示，很多农民认为“卫生搞得好，就会身体好，还会带来

生态旅游效益。”

    生态文化建设也促使许多居民自觉形成了保护环境的行为习惯。在访问中，许多村民表示“看不得垃圾”，“随便捡起路边的垃圾是举手之劳。”一个受访的儿童说：“邻村小朋友不搞垃圾分类，懒虫！”

2．5社会关系的改善

2．5．1家庭关系改善

垃圾分类使得一些家庭改善了分工与协作，促使男性和儿童参与家庭清洁工

作。妇女对于这个改变很满意。

季大嫂，女，37岁。“我采茶忙得很，志远帮我打扫，还把垃圾都放好，变得懂事了。” “他（指丈夫）比以前做屋里活多了，以前哪搞这些，都是孙老师说要垃圾分类，搞卫生。”

2．  5.2邻里关系的改善

生态文化建设促使村民邻里互助，交流增多。一些农户的“一建四改”采取的是相互

换工的办法建设的，这种互助关系，增强了邻里之间的亲和。一些邻里之间还相互交流使用沼气的经验，增进了沟通机会。保洁员的设置是邻里互助的一种制度化。堰和村的保洁员是村民组长担任，与组员保持着密切、和善的生活关系。保洁员同时在每天担负起监督和教育的责任，因此每一个组有有一套制度化的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系统。

   

2．  6村民自尊感增强

生态文化建设，特别是垃圾分类使得老人、妇女、儿童这些农村弱势人群，

有机会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

生态文化建设增强了村民的自尊感。

    马建华，女，42岁。“我娘家兄弟、母亲都在河南，比我们家有钱。但他们来了以后，都夸我们村环境好，亲戚朋友都夸，自己心情也愉快。”

   五山茶坛设立在田河村，田河村村民普遍感到高兴。他们认为五山茶坛可以

让更多的人来田河旅游、买茶叶。

2．  7儿童教育

A 校园环保知识的传播 

王涛，13岁。“学校里老师讲了很多环保和生态的知识。”

B“环保小卫士”的激励机制促使儿童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在村中捡垃圾，并且教育家长。“我妈刚开始不愿意做垃圾分类，觉得很麻烦，我就和妈妈说，垃圾分类其实就是举手之劳。”（王涛）

2．  8更加广泛的社会示范效应

首先是获得媒体的高度关注，《襄樊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

电视台，湖北卫视，襄樊电视台纷纷关注如何在农村地区成功地实施“垃圾分类”。

其次是其他地方政府的关注。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与北京绿十字接触，希望

开始学习五山镇生态文明村的经验，建立以生态改善为切入点的农村和谐社区。

 

小结：以上的分析表明，看似小事的垃圾分类、一建四改其实在农村地区有着深远的意义和意想不到的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局部经济效益使得项目对非项目实施地公众说服力不够， 社会支持不足，但是系统的社会效益增强了当地居民的信心。

3、低经济成本和高社会成本

  上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再什么样的成本下取得的？

评估结果表明，模式运作所需消耗的经济成本颇小、壁垒较低而效益颇高且体现得显著、迅速，正是以上项目易于为村民大众接受从而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以及以往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还表明，村民乐于接受的“低门槛”经济成本是以大量社会成本投入为代价的，这也符合我国农村地区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主文化，因为我国农村地区的文化特色之一就是高度关注经济成本，而对社会成本却不甚了了，多数时候甚至被完全忽略。从评估角度来着眼，单纯列举经济成本的投入显然过于片面、单薄，因此，有必要从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两个模块来综合考察项目总体投入，

3．1经济成本核算：

3．1．1垃圾分类处理

就两村垃圾分类现状来看，垃圾分类处理的经济投入是很低的。

 

1）堰河村垃圾分类的经济成本：

村民投入：

村民家中一般自备1—3个垃圾桶。自制的“土垃圾桶”平均3元/个，统一定购的“洋垃圾桶”35元/个。

村委会投入：

保洁员：共3名，工资200元/月，工作时间：每天上午6：00—10：00

垃圾池：生产队以集体出工的形式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一般要求每户每年出15个工。垃圾池就是集体出工用旧砖瓦垒建的分类池，分别装置玻璃瓶、旧塑料和可填埋垃圾。

2）田河村垃圾分类的经济成本

村民投入：垃圾桶户均1个，约3元/个。

村委会投入：

保洁员：工资120元/月/人，共3名，工作时间约为4小时/两天。

大垃圾桶：10元/个。

垃圾处理池：同堰河村。 

3．  1.2一建四改

据访谈资料，国家能源办给修建沼气池的家庭一般给予800元实物补贴。除了补贴标准的变化外，村民经济水平和改建沼气池的力度也有所不同，有的单纯改建沼气池，有的连同厕所、猪圈一起改，因此建沼气池的花费因户而异，有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个案1：堰河村一组保洁员兼队长李树同,男，53岁。“家里2004年8月开始使用沼气，建沼气池请了10个工，花了150元”

个案2：堰河村三组村民马建华，女，42岁。“2004年9月开始使用沼气，用220元付了粉刷，油漆的工钱，挖坑又付了200元钱。上面给发了15包水泥，还给了沼气灶具、管子、灶头。”

个案3：堰河村文书，家住三组，男，42岁。“使用沼气可以省不少钱……沼气是去年（2004年）10月弄的，因为整房子就连带着一块弄了，这样划算。如果把旧圈推了再改，花费就大了。我用了3000砖，500多元；两吨水泥500多元；另外木材和瓦花了200多元，沙子用了3车200多元，人工费用了400多元，加上国家补的800，这个“一建四改”共花了2000多元。

个案4：田河村1组村民王贵菊，女，36岁。“我们家沼气池刚建成1个月，花费总得算下来估计是4000-5000元。”

个案5：田河村1组村民谢启明，男，48岁。家里有果园80亩，沼气池、厕所、猪圈都建得非常规整。他介绍说“家里2004年8月改建了沼气池花了不少钱，大概是七、八千元。”

3．1．3茶坛建设

茶坛建在田河村茶山顶，主要由绿十字邀请的专家进行设计，由五山阵玉皇剑集团（主要从事五山地区茶叶经营贸易）出资建成的，共花费人民币六、七万元。

3．2社会成本分析

3．2．1项目启动运作过程中调用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非营利组织（NGO）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协调个合作单位的关系以节省有限的经济资源，也就是要积累和使用尽量多的关系资本。在五山模式中涉及管理成本主要有以下几类：

 　

 

 

 

 

 

 

 

 

 

 

 
（1）镇领导及其以上各级政府官员：襄樊市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文明办主任；县委书记；镇书记；镇长等

（2）村领导：主任，书记，文书，会计

（3）村级增设工作人员：保洁员，监督员.两村都增设了保洁员岗位，堰河村还增设了环境生态监督岗。

（4）媒体工作人员：

（5）专家学者支援：环保专家、农村社会工作专家、建筑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等。

（6）其他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的帮助：绿色汉江

3．2．2项目直接相关的情感、关系损失

组织、个人主体间沟通困难重重。在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过程评估一节中，可以看出各种组织之间存在多种相互交换利益，相互施加影响的复杂互动关系。通过查阅孙君的五山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与各种组织打交道的实际困难和其他阻力。

摘录1：运会长做五山有困难的阴影在我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没办法我给运去了电话，说我要去五山，她说27日要回重庆给80老母过生日，现在她很忙，邓仪来做农村技能培训，五月份是顾不了五山了。我听了心里谅，对五山有一点心慌!

摘录2：行程之前，心事重重，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任何外来资金和支持。心里总是不塌实，工作人员、志愿者、合作者，总觉得欠了人家很多情。

摘录3：五山茶坛设计费用6、7万，实际施工只有2.5万元，茶庄第2003年到2004年10月已改了无数稿，每一次的改稿都会存很多次争吵，和投资者、茶场老师和施工队争吵！

这就是设计，也是人情化设计。

摘录5：我来五山九次，有四次半（五千元）是我孙君自己花钱来为五山做事，（这次你帮我报了从襄樊到武昌的票，谢谢你了！）后面几次都是我用周末时间来，那是用我自己的时间。在这一年半中我只向镇里提出三万元，这里还含了二万的设计费，（我还欠了人家设计费七千）。

摘录6：绿十字刚刚建立，我放弃有钱的乡村项目，来做五山的项目，是因为我生活在北京，是因为我们有君子之约，我与梁镇长、余书记说好多次，每一次说给可是总不能兑现，信誉很不好。我也知道他有难处，可是我就更加难了……。

3．2．3项目运作中萌生的管理者间的矛盾

6月14日召开了邻村干部座谈会，整理会议资料可以看到，其他村的村干部对堰河、田河两村生态建设的看法还是存在矛盾分歧。

部分村干部还表示出对被调查两村村干部的不满，认为他们搞生态建设是形式化行为不能持久，两村领导是凭借这种宣传得以提升自己的名望。在对两村村民的访问调查中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村民觉得许多工作还做得还不够细致，不应该现在就四处赚吆喝。

个案1：“镇上垃圾厂就在我们村，居民意见很大，上又冲下来许多垃圾，你们不搞让我们高，村民非常不满”

个案2：堰河搞的垃圾分类，只是基础的基础，还差得远。虽然现在在开启民智、转变观念上很成功，但效果比较短，以后怎么样还不好说。

这种矛盾是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村干部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失掉了部分村民的支持，这是管理者本人为项目运作所付出的风险成本。

 

小结：对“五山模式”的总成本进行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项目实施因地制宜、缩减经济成本是提高村民参与度、顺利让村民接受的关键成功点。建好项目框架然后再慢慢改善和细化，降低了项目实施壁垒。低廉的经济成本减少了项目实施过程特别是实施初期的阻力。

与之相反，高社会资本虽然在本项目实施中后期会发挥一定整合作用，但高额社会成本的支出对项目向纵深推广和模式复制产生负效应，会妨碍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1）项目实施过程需要与多方进行大量重复沟通交流，增加了项目实施主体的负担并为项目实施人为设定了多种障碍，繁琐工作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项目具体实施。从管理成本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绿十字组织动用了大量本组织长期积累的关系资源，这些资源的使用使得绿十字背负了不少“人情债”，“负债经营”的难度越来越大；

2）在与各种组织、个人沟通过程中的人员精力、情感的损耗，会使得项目实施工作者产生高度心里疲惫，项目运作缺乏后劲。

3）项目运作中组织关系比较庞杂，模式向其他村落复制推广时，会使其他村镇领导因疲于应付而观望止步。

总之，项目实施低成本介入是模式实施的可贵经验，可以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高社会成本支出会束缚模式推广的活力，因此应进一步理顺组织间互动关系，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组织互动来降低人为控制的社会成本支付。

 

4、成长中的新型社会势力合作关系   

五山生态文化建设取得的效益和付出的成本是和参与这一建设的各种社会势力密切关联的。在五山生态文化整个合作过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非政府组织（NGO）的介入，出现了政府、非政府组织、乡村精英分子和村民四种社会势力相互合作推进项目实施的局面。

4．1非政府组织对乡村建设的介入

2003年8月，由于参加南水北调京津襄“手拉手”活动，绿十字的负责人孙君结识了地方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汉江”的负责人运建立，以及谷城县的部分政府官员，经由“绿色汉江”介绍，绿十字得以进入谷城进行考察，考察过程中结识了谷城县五山镇书记余宝军，出于对五山镇的发展方向的共同考虑，五山镇接纳绿十字进行试点探索，经过考察选定了堰河村进行垃圾分类试点，由此开始五山生态建设的进程（孙君日记p10-p12）。项目的开展，是两个非政府出于共同的环保理念的合作而带来的，同时与政府官员的建立的良好私人关系为绿十字的介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2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绿十字与五山镇政府合作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绿十字到来之前，谷城县政府以及五山镇政府对于当地农村发展的具体方向正处于热烈的探讨阶段，绿十字结合本地茶产地的本土特征，提出了垃圾分类为先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策略。2003年底，五山镇政府同意将堰河村和田河村作为试点村，开展以垃圾分类何一建四改为核心的生态文明试点建设；在2004年两个村的试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之后，镇政府决心加大合作力度，将垃圾分类为起点的生态文明建设推广到其他邻近村。

绿十字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明显成效，这种成效吸引了县级政府相关农村建设项目的进入，县委宣传部的“生态文明村”建设，以及县委组织部“小康村示范建设”项目的投入，为五山项目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以及相关投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生态理念对当地政府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利用该组织的社会资源，用大量专家、自愿者为当地政府的发展提供了包括环保技术、民众教育以及建筑设计等方面的实际帮助，对当地政府提供了发展的智力支持。五山茶坛。而镇政府领导对于生态农业发展理念的认同保证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合作，上级县政府对于这种发展策略的认同为项目的深入开展提供了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

 

在项目的酝酿和实施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进行了充分的互动。非政府组织充当了顾问的角色，为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当地政府出于发展的愿望，接纳了绿十字进行试点，以探索当地农村发展的合适道路。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找到了生态农业这个利益契合点，它同时满足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成为他们之间合作的基础。

 

4．3非政府组织与乡村精英分子的合作

生态文明村的建设单位是村，因此绿十字的主要工作是与乡村精英进行合作。由于发展观念的差异，绿十字与乡村精英的合作呈现出一个博弈的过程。乡村精英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理念认可程度影响了两者之间的合作模式及内容。在挑选试点地点时，非政府组织主要考虑了乡村干部在乡村中的作用。由于堰河村领导具有较强的个人魅力，其个人也对于生态农业发展有较为长期的思考和积累，村领导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认同使得非政府组织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可能，而田河村领导对于农村生活质量改善更为关注，而其他乡村的权力精英对于绿十字的建设方式与目标存在疑虑。因此绿十字最终确定了垃圾分类作为堰河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而田河村则以政府主导的“一建四改”项目为建设主体，其余村庄则没有与绿十字达成首轮合作。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占据经济优势的乡村经济精英对于生态文明的认可也促进了非政府组织的介入。然而乡村精英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使得非政府组织需要协调自身组织目标、乡村政治精英目标以及经济经营的利益诉求等因素，同时也督促非政府组织和乡村权力精英们对建设工作进行细化（尤邦立访谈）。而其他村垃圾分类效果较差的主要原因即在于乡村精英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目标认可度有限。非政府组织在正式开展项目实施之前，均与村里的历任干部和党员等声望精英进行了教育和良好的沟通，声望精英们对于该项目的认可使得项目实施更加顺利，这些精英们的率先参与行动也对项目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4．4社区居民的动员和参与

社区居民的动员工作是由非政府组织与乡村精英共同完成。绿十字以及“绿色汉江”首先承担了专家角色，采用声像、图片等形象手段对村民进行了生态文明教育（熊村长访谈），使得村民在垃圾分类问题上达成一致。而非政府牵头引入的“一建四改”项目在政府宣传下也得到了群众认可。

乡村权力精英在非政府组织的知识帮助下，承担了居民动员的主要工作。权力精英通过制定集体目标、营造自豪感、制造群体压力、效应示范等方式成功地动员了村民们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

 

小结：可以看到，在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扮演的是沟通者、协调员的角色，政府则提供合法性支持，乡村精英分子承担的是组织村民和向村民示范的作用，村民则是项目的具体完成者角色。但是这种合作方式仍是传统 的“熟人社会”的合作方式，具有前现代的特点。

 

5、社会评价的一致与分歧：基于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分析

5．1对非政府组织——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绿十字）的评价

对绿十字组织的角色定位，镇领导和村干部的意见是一致的。普遍把绿十字组织的角色定位为“五山项目”的推动者、协调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观念。

而两村的村民大部分虽然不清楚绿十字负责人孙君的真正角色，但认知度较高。有48.5%的村民知道孙君。但是田河村和堰河村两村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田河村知道孙君的比例为33%，堰河村为64%。其中E=0.321。E²⁼0.1，也就是说，对孙君认知存在的差异有10%可以通过居住地差异来进行解释。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一是孙君在两村的工作强度不同。孙君在堰河村进行了10次讲座，而在田河只进行了1次讲座。二是项目性质的不同。在堰河村进行的垃圾分类开展得较好，影响较深，对改善村里环境具有更直接易见的作用，而在田河村建立的茶坛对村民收入影响不大，因此，村民对绿十字组织的认知程度也不如堰河明显。

5．2对垃圾分类的评价

从对堰河村和田河村的调查来看，两村的村民对垃圾分类都有比较高的认识

和评价。两村的垃圾分类得分均值为4。88分。两村村民知道垃圾分类的比例为96%。这说明垃圾分类工作在村民中很受欢迎，影响相当深刻。但是，两个村的村民对垃圾分类的得分仍存在较大差异。从堰河村的情况来看，0分的比例为20%，10分的比例为28%。田河村0分的比例为60%，10分的比例为7%。村民的性别和文化水平对垃圾得分并没有影响，E系数分别为0.162和0.238。此外，是否参加孙君讲座对最终垃圾分类得分的影响比较显著：参加讲座的村民0分的比例为23%，10分的比例为30%；没参加讲座的村民0分的比例为50%，10分的比例为10%。这也不难说明为什么堰河村村民垃圾分类得分要比田河村高。

此外，垃圾分类知识与垃圾分类评价的相关系数为r=0.221，呈较弱的

相关。这说明人们主观的对垃圾分类的评价和实际的垃圾分类行动之间仍有差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政府组织推行垃圾分类的工作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尚待有加强的地方。这种评价和认知的差异，也使其他村在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对垃圾分类的作用以及垃圾推行产生怀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垃圾分类工作在全镇的进一步推广。

镇干部、堰河村和田河村的干部对垃圾分类都认识到了重要性，对垃圾分类对环境保护和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作用。堰河村的闵书记更是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推动者。他认为，只有搞好环境，才能发展生态旅游。

邻村村干部也认为垃圾分类是件好事，但对堰河村能否坚持下去以及对垃圾如何处理仍持怀疑态度。他们还对进行垃圾分类的资金投入以及垃圾最终的处理仍持怀疑态度。

这种评价分歧的原因是：首先，经济效益的局部化。从垃圾分类的受益

方来看，主要受益方为堰河村，其他村无益或者效益不明显。其次，村干部地位的不一致性，造成一种角色的紧张和冲突。由于村干部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官尾村头”，在实际工作中，既要从上面获得政府的支持又要从下面民众的拥护。抓经济利益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可以使地位角色获得一致。这种不一致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而非个体造成。

需要主要到的一个事实是，根据统计分析，文化水平和垃圾分类知识的关联系数E=0.238，说明文化水平和垃圾分类知识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联。也就是说农民文化程度低不会影响到垃圾分类知识的掌握。因此那种认为农民素质低而搞不了垃圾分类的观点是不科学的。

5． 3对一建四改的评价

对一建四改的评价，村民和镇领导干部以及村里精英是高度一致的。镇领导干部和村里精英都普遍认为一建四改能够节约能源、时间，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有利于发展生态旅游。从对两个村村民调查情况来看，对一建四改的认知、参与、执行都有比较积极的影响。

总体上来看，两村有96%的村民知道一建四改，有99%的村民对一建四改有较为积极的评价。有30.7%的村民参加了一建四改。之所以出现较高的评价和相对较低的参与主要是有经济原因还有环境原因——地形不适合建造沼气池，房屋结构原因——房屋结构不适合建造沼气池。

5．4对五山茶坛的评价

田河村和堰河村村民对茶坛的认知、参与和评价存在较大的差异。田河村知道茶坛的比例为85%，堰河村知道茶坛的比例为40%，其中关联系数E=0.456。堰河村参加茶坛的比例为12%，田河村参加茶坛的比例为50%。其中关联系数E=0.424。

从总体上看，虽然堰河村对茶坛的认知、参与和评价都明显低于田河村，但

是从调查来看，堰河村中也有两类人对茶坛的认知、参与和评价相对较其他人有较明显的差距。堰河村中文化水平较高和参加孙君讲座较多的村民对茶坛的认知、参与和评价较高。堰河村文化水平与知道茶坛的关联系数E=0.401。听过孙君讲座和参与茶坛开坛仪式的关联系数E=0.446。其中，参加孙君讲座的村民有61%参与茶坛的开坛仪式。文化水平与茶坛评价的关联系数E=0.484。

田河村总体上对茶坛认知、参与、评价较高。但是，内部也有差异。田河村

村民的文化水平对茶坛的认知较高。其中，关联系数E=0.017。这说明在田河村中有更重要的因素，以下的个案分析中发现，是经济的利益关联在田河村中占更重要的因素。

此外，在田河村中，收入结构对茶坛评价的影响存在很大关联。收入结构比

较丰富的村民对茶坛的评价评估相对较差。而收入结构相对单一和比较单一的村民对茶坛的评价较高。其中，E=0.615。这客观的反映了一种情况，可能茶坛对收入结构较为丰富的村民带来的边际效应较小。

在田河村中，是否参加茶坛与对茶坛评价的关联系数E=0.549，从分析结果看，参与茶坛与对茶坛评价呈正向相关。

 

从村里精英对茶坛的评价来看，田河村的干部认为，茶坛对于五山茶叶的产销、生态旅游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堰河村的茶庄老板则对于茶坛反响相对冷淡。这反映茶坛——文化符号影响的局部性。

以上简要的分析说明，作为文化符号的五山茶坛，在其影响的文化圈内（田河村），被认同的程度是全面的，而在其影响的文化圈外，只得到较高素质的农村居民的认同。

    小结：总体而言，生态文化建设在一般意义上获得了项目实施地农村居民的认可。这种认可为项目的持续延伸奠定了民意基础。而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分子对项目认同的分歧则提醒人们，项目的扩大推广将会存在一定的阻力。

5．5完善的方向

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中，受访者对生态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期望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集中在以下几点：

1）农村垃圾的无危害处理。目前堰河村和田河村的垃圾分类结果是把垃圾堆放起来集中处理，具体办法是有回收价值的垃圾卖给废品收购人员，有毒垃圾深埋，其他垃圾焚烧。一些受访者认为，两个村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维持，但是要是全镇所有的村都推行垃圾分类，垃圾量会大幅度增加，焚烧和深埋会造成另外的污染。因此找到一个农村垃圾的无危害处理的办法是推行垃圾分类的一个瓶颈问题。

2）沼气技术的改良。目前使用的沼气技术有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冬季产气量不足；二是沼气无法储存，易造成浪费；三是占地面积较大，仅沼气池就须直径3米。

3）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受访者对自己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要求迫切。主要是三件事：整治道路、改造桥梁、改善河水质量。

7、结论：“五山模式”推广的可行性

以上评估结论表明，五山镇生态文化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初步形成了新的项目组织模式，获得了公众的足够认同。因此可以把五山镇生态文化建设的目前状态概括为“初见端倪的五山模式”。这一模式是否应该加以推广？

6．  1五山模式的普遍性意义讨论

    五山模式的实质是以生活关怀为基础的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其普遍性意义包括：1）强调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关怀，以改善生活环境为切入点；2）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和谐的基本理念；3）选择本土化、可操作性强的实施项目；4）以生态发展带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6．2降低社会成本：社会势力合作的制度化

    五山生态文化建设虽然经济成本低廉，但是社会成本高昂。在社会经济水平低级阶段，这种成本是可以忍受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昂的社会成本必然带来高昂的经济成本。因此要推广五山模式，就必须寻找到降低社会成本路径。这一路径就是将不同社会势力合作的模式制度化。以规范的方式确立各种社会势力的功能、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合作模式的建立将大大减少项目组织过程的复杂性，从根本上降低社会成本。

6．3民间组织的纽带作用

   从五山生态文化建设过程来看，民间组织发挥了沟通纽带作用，它既可以在政府和乡村精英分子之间沟通，也可以才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还可以在乡村精英分子和民众之间沟通。它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各种资源介入项目实施过程中。五山模式的推广，只有在保证民间组织的纽带作用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