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讲政治家的政治活动对哲学家以及哲学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是以求善的政治哲学为主流，与政治家和政治活动的关系甚为密切，不研究政治家的政治活动及其后果，就很难评论哲学的价值。

关键词：政治  政治家  哲学  哲学家  政治哲学

《学术界》2001年第三期刊登易杰雄的文章《政治家与哲学家》，主要内容讲哲学家的哲学对政治家与政治的重要性。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同时，我以为政治家与政治对于哲学家和哲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历史事实与理论角度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一、政治家和政治对哲学家和哲学的影响

    易杰雄先生讲了西方政治家与哲学家的情况，“在柏拉图看来，传统的世俗的政治家不过是不学无术的政客而已。他们实际上完全不解自己的根本职责，也没有能力去完成它。”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

    中国讲政统与道统，政统就是按朝代排下来，夏、商、周、春秋战国、秦、西汉、新、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道统的排法，自然是按儒家的说法来排的，韩愈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这里讲的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传授系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从尧传到孟子，孟子以后就没有人传了。荀子与扬雄虽然也很突出，还是不够标准，不太完美。言外之意，自然就需要韩愈来继承并传授这个道统了。有意思的是，朱熹讲到道统的时候，认为韩愈也不够标准，只有朱熹自己才够格承接孟子以后的道统。朱熹被请入孔庙，升上十二哲，与孔子的其他弟子并列。秦汉以后的儒家代不乏人，只有朱熹有此殊荣。荀子、董仲舒、扬雄、韩愈、柳宗元、王安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兄弟，历代著名儒家都只是在两庑里占一个位置。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韩愈认为，周公以前，都是传道的哲学家与掌权的政治家合于一身，因此，道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施行。周公以后，传道的哲学家都是当臣的，不掌握政权，因此，他们的理论比较见长，缺陷是要实行这个道还需要先说服当政者，他们同意后才能实行。政统与道统的分合，也就是政治家与哲学家的分合。按西方哲人的说法，“哲学王”将是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儒家经常盛赞三代盛世，那都是传道者与当政者“一身而二任”的合一的时代，也就是哲学家当王的时代。在中国，这是早已过去的时代；在西方，这却是未来的理想社会。因此，中国思想家留念过去，西方思想家憧憬未来。

    从周公以后，传道的哲学家与掌权的政治家分开以后，二者还有什么关系呢？中国的政治家与西方的不同，他们总是努力学习哲学理论，力争用哲学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各种政务，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政治家设置史官，记录王者的言行，《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王者的行动，右史记王者的言论。这就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可靠资料，供哲学家研究。《尚书》就是右史所记当政者之言论，《春秋》就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所记当政者行事而修订成的。这两部书就是儒家用于教学的教材，汉代以后成为儒学的经典。孔子之所以能够创立儒家学说，跟他继承前人留下的这些史料有直接关系。没有这些史料，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孔子绝对创立不了儒家学说。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家都“自是而相非”，辩论虽然可以使真理越辩越明，正如庄子所说，辩论虽然有胜负，但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分清是非。辩论胜的未必是，负的未必非。赞成人多的也未必是，反对人多的也未必非。那么，如何才能分清是非呢？当时的庄子提出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现代人认为，是非可以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社会实践要有实践者，政治学说的实践者主要就是政治家。政治家采用一种学说，进行实践，其结果就是对这种学说的实践检验。战国时的百家，只有法家思想在秦始皇的实践中得到证明，秦始皇用法家思想，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再进一步，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实践证明了法家思想的合理性。秦统一天下以后，秦始皇内修栈道，外筑长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1] 再进行焚书坑儒，禁毁百家书，秦始皇以为这样做了以后，天下无事，秦朝可以传之万世了。可是，他死后不久，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竞争，“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唐·章碣诗句）烧书的坑灰还没有冷，山东已经由不喜欢读书的刘邦、项羽带头造反了，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烧书和筑长城，都是为了巩固秦朝江山，结果是，不但没有能够巩固江山，却使秦朝江山更快地灭亡了。为什么呢？吴起说江山是否巩固“在德不在险”，不行德，任何关河也保不住自己的安全，因为“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2] 这些实践又证明了法家思想的片面性：只强调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权谋的作用，不注意文化、道德等软件的社会功能。汉初政治思想家陆贾说：“秦二世尚刑而亡”，“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3] 另一政治哲学家贾谊在总结秦亡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4] 这些都可以说明，政治家的政治活动，实践的成败，都为政治哲学家提供了研究的资料。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的关东子弟是英勇善战的，以所向无敌的威力，树立起西楚霸王在诸侯中的威望。但与汉军较量中从强势走向劣势，再走向灭亡。刘邦消灭楚军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一再出击，平息叛乱。燕王臧荼、利几、韩信、赵利、贯高、陈狶、侯敞、彭越、黥布、先后造反，刘邦一一平定。这时，刘邦以为天下已定，没有劲敌了。担心的还是四周的国防问题。于是，他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5] 所谓“四方”，是指东西南北。国内已经安定，只怕外患。刘邦死以后，祸起萧墙，皇亲国戚觊觎中央政权。先是吕后的家族，属于国戚一类，企图搞宫廷政变，后是刘氏诸侯王吴楚七国，属于皇亲一类，发兵叛乱。还好众多谋士和武将，同心协力，互相配合，一平诸吕之乱，二平吴楚之乱，重新稳定了汉室江山。但是，这些事实都给哲学家提出了需要解释的现象，需要解决的问题。

    陆贾提出下马治天下，影响不大。贾谊看到新政权中存在一系列危害的苗头，见众人所未见，别人不信。同时他的改革方案会损害一些大臣的利益，遭到反对。结果是改革不能实施，提出改革方案的人却遭到严重迫害，贾谊因此英年夭折。晁错提出削藩，尚未实施，吴楚七国就借口清君侧，起兵叛乱。可怜晁错穿着朝服，被斩首于市。满腔忠心而被冤杀！此后一段时间，没有人敢提这个敏感的问题。后来，主父偃提出建议：“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 [6] 汉武帝采取了这一明智办法，顺利地解决了尾大不掉的问题，又不引起诸侯的反感。主父偃解决了一个具体的暂时的政治难题，而董仲舒则解决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长远的政治难题。

    哲学就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就是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天下治乱，就是人生的根本问题，许多思想家都反复思考过这一类的问题。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周天子的权威衰微，不能成为各诸侯向往的中心，是大乱的最根本的原因。秦统一中国以后，有了一个中心，由于秦当政者施行暴政，人民无法忍受，被逼起来造反。秦皇帝为什么会施行暴政？为什么能施行暴政？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思想上没有任何顾忌，行动上没有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一个人的私欲恶性膨胀，就可以搅乱天下，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就产生了一种两难的情况：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皇帝权力大了，不受制约，就会重蹈秦亡的覆辙；削弱中央集权，解放地方政权，诸侯王又会兴风作浪，觊觎中央政权。吴楚七国之乱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如何使人民安居乐业，如何使天下长治久安？都是哲学家需要探讨的问题。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大一统的理论，天人感应的说法，独尊儒术的方针。大一统的理论强调天下要服从皇帝，特别是诸侯王必须尊重皇帝，因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间的，因此，必须“屈民而伸君”。天人感应，说天与皇帝会产生感应，主要是精神感应，皇帝做得好，上天就会奖励，做得不好，上天就会惩罚。这就给皇帝带上精神枷锁，使他不敢胡作非为。到底天有什么意见？皇帝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只有儒家知道。于是儒家就可以通过对天意的解释，用儒家思想塑造上天的形象。于是，再提出独尊儒术，正合天意。大一统的理论，天人感应的说法，独尊儒术的方针，都是为刘氏江山设计了长治久安的方案，也为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董仲舒总结中国以前两千多年的丰富的政治经验，提出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深刻影响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许多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延续这么长时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似乎还都不太注意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作用。董仲舒不仅为汉朝的长治久安献策，而且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政治哲学家研究的资料是政治活动家提供的，而他们的理论则是继承前辈政治哲学家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而形成的。

二、政治家与哲学家在政治哲学中结盟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处于乱世，各种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消除动乱，使社会恢复平静有序，他们为此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这些方案就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政治家选择自己认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实际中运用，有的取得明显的效果，有的则完全失败，有的取得暂时的成效，很快又归于失败；有的一时看不出明显效果，时间逐渐证明它的合理性。政治家的运用理论有很大的主观性，有的理论正确，却在实行中出了偏差，导致最终失败。有的政治家不局限于一家之说，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杂取各家的思想，进行融会贯通，用于实际，效果明显。这往往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行者的问题。这些情况比较复杂，光从理论上讲，常常不容易讲清楚。我们需要结合历史事实，才能讲清楚。

先秦法家都是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人物，例如管仲，就是治国有法的法家，他协助齐桓公处理内政外交各种事项，使齐桓公一时称霸诸侯，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他的思想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后代管子学派的人写了很多文章，汇编成《管子》一书。此书内容非常丰富，对后代影响很大。“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7] 世多有《管子》这本书，说明此书当时流行甚广。流行甚广的书，很难伪造。因此，此书不可能有汉代人所伪造的。此书成于战国时代，有些思想可能是管仲本人的，也有反映了管仲思想的某些内容。这是政治家与哲学家的结合。又如子产相郑，进行改革，制订法制，也被称为法家的先驱。子产也是政治家与哲学家的合二为一。战国时代的商鞅在秦孝公面前，与甘龙、杜挚等人辩论，提出“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认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以利国利民作为是非标准，不以传统的制度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创新思想的基础。又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应该作礼、更法，进行改革，不能因循守旧。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8] 为秦王变法，奖励耕战，他提出法家的改革理论并付诸实施，取得成功。这也是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典型。

后来就不同了，韩非是政治理论家，也是政治哲学家，但不是掌权的政治家。他的思想要通过政治家去实施。当时的政治家主要是秦始皇，还有就是李斯。李斯是韩非的同学，都是荀子的弟子。这样，荀子与韩非的理论通过李斯，秦始皇的政治也通过李斯，李斯成为政治家与哲学家相结合的纽带。没有政权，就不能实施；缺乏哲学水平，就不能了解哲学思想。两者缺一，都不能真正推行法家政治哲学的思想路线。到了汉代，汉武帝要利用儒家思想来治国，研究儒家思想水平最高的是董仲舒，不太高的有公孙弘。汉武帝掌握政权。董仲舒掌握儒学。两者的结合，在于公孙弘。公孙弘掌握儒学，又掌握政权，成为真正能够实施儒家思想的关键人物，而董仲舒偏于理论，不善于从实际政治需要出发，多少有点太原则了，或者说有点迂。公孙弘就不一样，司马迁说他“恢奇多闻”，“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一是知识面广，多闻善辩；二是自己行为检点，俭以养廉，守礼节，为后母守丧三年；三是不庭争面折，给皇帝留面子；四是熟习行政一套规范，五是又善于用儒家思想来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封建政治与儒家哲学结合的范例。

在后代，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徵等人的君臣讨论许多理论与现实的问题，实质上都是政治哲学的内容。象唐代的柳宗元，参加改革失败以后，才开始研究哲学理论，在谪贬中，任柳州刺史时，在一个地区运用哲学进行政治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明显地提高了柳州地区的文化水平，得到人民的怀念。至今在柳州市还有柳侯祠、柳侯公园，用来纪念这位有哲学头脑的政治官员。北宋时代的王安石，有非常丰富的学问，有高明的哲学思想，二度宰相，也有权力。一边是百官之首，一边是新学之宗，对当时社会的政治与学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因弘扬儒学做出重大贡献，被请入孔庙配祀。他的政治变法与学术上的“新学”都成为后代思想家研究的对象。

总之，政治家与哲学家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特别是中国以求善为主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家和政治活动的关系更不一般。政治家选择一定的哲学作为自己行动的方针和指导思想，再用自己的实践经验来检验这些哲学思想，为以后的哲学家提供研究的素材，为评价提供根据，为哲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这就是政治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贡献。至于哲学的价值，也要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来。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于政治家及其活动有较大的依赖性，同时又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性。二者联系密切，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者必须随时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