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有 没 有 科 学 ？

——反思“五四”的科学问题

周 桂 钿

    五四运动时代，讨论了两个主题：科学和民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国人民选择了自己的民主形式，并不断改进、完善。这就是我国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制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不是从欧洲进口的，也不是从美国引进的，而是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科学的问题也很复杂，许多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至于中国自己传统中有没有科学，许多人以为这不成问题。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些研究文章，发现这在一些人那里还很成问题，确实需要加以研究。究竟中国有没有科学呢？

一·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很复杂的问题。中外科学家给科学下过的定义很多，也都不一样，曾经进行过各种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似乎也不可能有最后的结论。有的说科学必须是被科学实践证明了的理论。有的又说科学应该是能够被证伪的。这些讨论都是有益的，都说明科学理论和科学观念在发展。

    我以为，对于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只有从科学发展史上加以考察，才可能进一步作出有一定根据的探讨。忽视历史，则容易被当代的情况所限定，或称时代局限性。所谓科学定义，如果对于当代说得通，放在古代就说不通，在欧洲说得通，在其他地方就说不通，那么，这个定义就有当代的时代局限性和地域的局限性。关于这些情况，一些比较著名的科学史专家则有值得重视的论述。

    首先，科学开始是与技术、哲学、神学融合在一起的，没有独立的所谓科学。到了近代，科学才从融合体中独立出来，这与西方的分析方法有关。不仅科学从融合体中分析出来，科学本身也分析成数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独立的学科。从大的分，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今后还将综合成一门统一的“科学”。这将是历史的必然。

    科学和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有分有合的，曾经合在一起，后来分开，今后还要合起来。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将是一门科学”。人类思想的发展也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

    其次，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是研究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变化的规律。西方人把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叫做“实在自身”。丹皮尔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分析性的，要尽可能地用数学的方式并按照物理学的概念，来对现象作出解释。但是，现在我们晓得，物理科学的根本概念都是我们的心灵所形成的一些抽象概念，目的在于给表面上一团混乱的现象带来秩序和简单性。因此，通过科学走向实在，就只能得到实在的几个不同方面，就只能得到用简单化了的线条绘成的图画，而不能得到实在自身。”[1]

    物质是客观实在的，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认识这个实在。科学的发展、进步，就是对实在的认识的深入，也是人类的认识向实在的接近。人类认识只能不断接近实在，永远不能达到实在。因此，科学必然是不断发展的，永无止境的。

    第三，所有的科学都只能是假说。科学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知识体系。丹皮尔认为，现在的科学方法是用“数学的方式”和“物理学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而“物理科学的根本概念都是我们的心灵所形成的一些抽象概念”，都不是实在本身，都没有达到实在本身。这些在人的心灵上形成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知识体系，只能是假说，只在某些方面大体反映了实在的某些性质，不能完全反映实在的全面情况。

    不仅物理学的概念都是抽象的概念，都是人类的假说，而且其他所有的科学领域里的一切成果也全都是人类的假说。有的人认为数学是最可靠的，最客观的，但是，恩格斯说：“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2]

    东方和西方都一样，观察天文，产生了占星术，同时产生了天文学。科学和迷信并存，二者融合在一起。对于世界的本质，西方产生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国产生了汉代的元气论和张载的气论。关于宇宙模式，西方有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中国古人对于同样的自然现象也有过许多猜想。他们在天象观察中发现恒星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化，就把天象设想为一整块固体上镶嵌着发光的珍珠。占星术与天文学也是并存的，并交织在一起。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天文学家讨论过天的形状问题，有的认为天象一个伞形的盖子，把大地设想为伞盖下的方形棋盘，或者是一个覆盖着的盆子。这是“盖天说”；有的认为天象一个鸡蛋壳，地象是蛋壳中间的蛋黄。这就是以汉代张衡为代表的“浑天说”；有的认为天就是无边的气，没有什么盖子和蛋壳。浑天说与托勒密的地心说，极为相似。这个体系也象地心说那样，一直流传到日心说诞生。

    但是，现在许多人对现有的科学成果过于相信，主要有两个偏向：一是对于被现代科学所否定了的过去的科学成果，全盘否定，判为错误，或称为迷信与伪科学；一是认为现在的科学成果完全反映了客观实在，已经不是什么假说了。两个观点，综合成一句话，就是：今是而昨非。是，似乎永远是，不会再被推翻。西方有一句典型的说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除此之外，都是鬼话。

    恩格斯说：“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永恒真理”的时候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入批判，他认为，变数出现以后，“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定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他认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4]“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5]真理和谬误，“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以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6]

    如果我们承认以上这些说法对于我们研究科学问题有指导意义的话，如果我们不仅在口头上承认，并且要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贯彻辩证法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些具体的科学理论和科学观念的问题了。

 

二·中国有没有科学

 

    这个问题，虽然从五四运动以来，讨论了近一个世纪，虽然中外科学史专著都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至今还有一些人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中国没有科学。

    中国古代有许多科技成就。例如两千年前的秦代建筑了绵延万里的长城，隋代挖了从北京通州到浙江杭州两千多里的大运河，秦代有徐福带千名童男女驾船东渡到日本，汉代就能造出十几丈高的大楼船。唐代富强名闻天下，长安简直成了东半球许多人向往的天堂。汉唐盛世就不必多说了，就是宋代以后，偶有西方人到了中国，也都盛赞中国的繁荣昌盛，制度文明。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仍然是雄据东方的大帝国。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7]

    按这种说法，中国在十五世纪以前，实际的科学水平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是，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

    海内外学者在解释“李约瑟难题”时，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认为是由于中国古代有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热心于读书做官，注意力不在科学研究上，官办的科技管理体制不利于科研的发展，闭关自守。中国古代有什么，就有人说那是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或因素。有的说因为中国实行大一统，是一个大国，船大不便掉头；有的说由于中国是在大陆上，以农业为主，是黄色文化，决定了落后保守的特性。有的说儒学影响了科技进步，因为儒家重视“道”轻视“技”，甚至把中国使用方块形的汉字也作为中国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人认为，中国科举制度是一大创造，中国的林毅夫教授认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是阻碍中国科学进步的重要阻力。[8]庞朴认为，整个文化背景是东西科技发展的不同的根本原因。他说：东西文化的差别，“使得中国人在古代那种较为经验的、直观的、混一的科学技术中得以做出巨大贡献，而发展不出纯逻辑、数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分门别类的近代自然科学，致使自然科学在其近代面貌中独具西方思维的神采。”[9]吴彤则认为，“李约瑟难题”的实质是自组织问题，“即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向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激发科学自组织演化的环境和条件，不仅基本阀值没有达到，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控制基本是以国家行政命令和官办方式控制的，这种控制当然是被组织的方式。”[10]我认为这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没有共识，也会给人们许多启迪。但是，有的人在解这个难题时，明确表示中国没有科学，那就要再讨论一下。他们说：中国过去只是技术发达，不是科学进步。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一般说来，科学应该是由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和原理等要素组成的具有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而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他认为，李约瑟误把经验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当作科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墨经》、《徐霞客游记》等著作只是对自然现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九章算术》、《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伤寒杂病论》、《天工开物》等著作也只是对解决有关计算问题，如何长好农作物，如何医治疾病和如何进行各种手工业等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的经验总结；而《梦溪笔谈》则兼有以上两者，它们都不能算作自然科学著作。事实上，在这些著作中不仅没有任何科学的概念、定理、定律和公式，也没有提出任何定型的学说，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很显然，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既不能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同日而语，甚至也不能与阿基米德的静力学理论相提并论。”因此，这位作者断言：“在十六世纪前中国只是在技术和在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头，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从来就没有走在过世界的前头，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11]

    世界各国各民族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都有所发现或发明。西方人在近代有了很大发展，开始整理古代研究成果，编成各种科学学科的学说体系，形成了有概念、定理、定律和公式之类的科学理论。应该肯定，这是欧洲人对世界科学的贡献。这一套科学理论比较系统、严密和完善，取代了世界其他相形见绌的学说。这样造成了一个假象：文化有民族性，科学没有民族性。例如有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却没有法国物理、英国化学、美国生物、德国数学。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宗教属于文化，基督教的信徒也不都是欧洲人或美国人，佛教的信徒有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也有亚洲以外的人。医学属于自然科学，有西医，有中医，还有非中非西的“藏医”。世界各国再也没有医学了？不一定。世界各民族的人都会生病，患病以后，都需要治疗。在长期治疗实践中产生了经验。少数肯思考的人就把经验总结出来，提出假说，形成医学。五百年前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因地制宜的特殊医学。西医流行以后，其他各种医学就被掩盖了。几十年以前，中国也曾经有人提出中医是不科学的，是迷信，应该取缔，好在当时的许多领导人知道中医确能治病，才没有取缔。

    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用刀叉。即使中国人以后吃饭也用刀叉，也不能说中国过去只有筷子，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餐具”！能不能说筷子就是中国特色的餐具呢？由此类推，可以对许多问题作出类似的解答。

    在天文学上，西方有托勒密的地心说，中国有张衡的浑天说，发生在东西方二世纪的两个学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人类生活的大地为静止的中心。天体是如何绕地旋转的，他们又用不同的方式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如何对待地心说？有的人认为，由于地心说被哥白尼的日心说所否定，因此认为它是“错误的理论”[12]，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伪科学”[13]。如果我们承认这种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同时肯定日心说也是“错误的理论”，也是“伪科学”，因为它也被现代天文学所否定。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现代天文学对于宇宙的看法，到若干年以后，或一百年，或一千年以后，是否也会被更新的学说所否定呢？这有两种情况：如果会，那么，现代天文学也将变成“错误的理论”、“伪科学”。这么一来，只要科学在发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论”、“真科学”；如果不会，那么，科学就不会有大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就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成果，不可能推翻或改进原有的基础理论或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已经有的科学根本理论不可能再发展了。我们认为，前者将是事实，科学是会在发展中不断更新的，而任何更新，都应该给过去的科学成果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而不能全盘否定。后者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持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人是无法理解“自然辩证法”的。我们承认日心说是科学，也应该同时承认在西方天文学界占统治地位达一千多年的地心说也是科学。同样道理，与地心说相似的浑天说也应该是科学的。只要浑天说是科学的，就无法否定中国有传统的科学，中国曾经有自己特色的科学。

    中国医学有系统的经络学说，有四诊八纲和脏象学，以及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等法则，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奠定了这一基础理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近两千种药物进行分类，分为62类，配成一万多种方剂。对每一种药都有释名、集解、正误、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内容，条分缕析，内容详备。这算不算是有概念、定理的知识体系呢？难道只有西方植物学里把植物分为单子叶和双子叶才是科学？东汉哲学家王充曾说：“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而不能用也。”[14]只知道草的名称和形状还不够，更重要的要知道这些草可配什么方，治什么病。可惜的是，两千年后的某些西方人还不知草药能治病，断言“草根怎么能治病？！”对于草根的治病功能毫无所知的所谓“植物学”，算不算完整的“知识体系”呢？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是：西方的科学史专家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科学的成就，而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却极力否定中国科技成就。例如，上面引述的一段话，对《梦溪笔谈》作了“不能算自然科学著作”的判断，而欧洲人的李约瑟博士却认为《梦溪笔谈》是极为重要的科学著作，该书作者沈括因此“可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了”[15]。又如，汉代论天三家中的“宣夜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空间，气托着天体在其中自由浮动。李约瑟博士认为：“这种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的确都毫不逊色，亚里多士德和托勒密僵硬的同心水晶球概念，曾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中国这种在无限的空间中飘浮着稀疏的天体的看法，要比欧洲的水晶球概念先进得多。”[16]

    宣夜说的“先进”是技术吗？不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技术，这种宇宙观只有理论，只能是科学。欧洲专家认为它比托勒密地心说“先进得多”，而中国人却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科学，没有可以与托勒密《天文学大全》同日而语的科学著作。双方似乎都表现出高尚的“谦虚”，抑或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三、中学数理化课本上为什么没有中国人的名字 

    这一问题说的简单点，就是因为这是欧洲人编的，或者是其变象翻版。说得复杂一点，原因就多了。但是，归纳起来，还是欧洲人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的是欧洲在近代以来，科学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三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发明创造很多。正因为这样，欧洲人也就产生了局限性。局限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知识局限性与观念局限性。

    欧洲人的知识局限性。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来编写中学教材，自然把欧洲的科学发明编成如今的课本体系，对于欧洲以外的地方，历史上有什么发现，不太了解，就没有采用。例如，关于风的分级，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是“蒲福风级”。蒲福是英国人，生于公元1774年，于1805年拟定风级，按西方的思维模式，分为十二级（一打十二）。中国清代编撰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收有署名“李淳风”的《观象玩占》一书，对风级按中国传统的十进位，分为十级。相比较，两者极为相似。谁都不能说蒲福风级才是高明的“科学”，而李淳风的风级只是描述风的“技术”。李淳风是唐初的天文学家，比蒲福早了一千多年。就是现存的《古今图书集成》花几十年时间才编成的，于清雍正三年即公元1726年正式印行。它也比蒲福早诞生近半个世纪。欧洲人编中学课本的人可能没有看过《古今图书集成》，大概也看不懂，情有可原。另外，中国的四大发明，欧洲人都知道，中国却没有发明指南针和火药的人名。中国很多发明都没有署名。庄周曾任漆园吏，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自然漆，这是谁发明的，不知道。总之，中国有的发明没有署名，这不能埋怨欧洲人。有的发明是有记载的，而欧洲人没有看到，这才是他们的知识局限性。

    欧洲人的观念局限性。近三四百年来，欧洲发展很快。一些欧洲人因此就以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对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诞生”。这是李约瑟先生对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批评。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就不可能客观地、公正地评论各国的科学发明，就不能正视历史事实。“在一部1950年出版的关于工艺史的著作中，作者则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例如，关于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极性、发明火药以及最早制造铸铁等等，在这部著作中都只字不提。”[17]这显然是一种偏见。

关于航海的问题，中国有突出的贡献，除了发明罗盘（指南针）之外，中国在造船业方面也一直居于领先地位。有可靠记载的如秦代徐福东渡日本，汉代造楼船，特别是明初郑和下西洋，更是震惊世界的创举。郑和奉明朝皇帝的命令，率庞大船队从福建闽江口太平港启航下西洋，时为公元1405年，船有二百余艘，其中大船62艘，称为宝船。每艘宝船长44丈（合140多米），宽18丈（合60米），可乘一千多人。首航率领全体人员27800多人。先后七次下西洋，经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中国使者与沿途各国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相了解。87年以后，欧洲人哥伦布才开始航海，他率领87人（一说90人），驾三艘小船，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后又三次西航。欧洲人以后蜂涌而至，开辟了一大片殖民地，以救世主的身份，把印第安人赶尽杀绝，欧洲人从此发了财。这种发财的刺激，提高了欧洲人的冒险精神，科学研究以及航海技术也因此得到加强和发展。欧洲人说哥伦布航海促进了世界近代科学的发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相比，郑和早了87年，从规模看，郑和有二百艘大船，哥伦布只有三艘小船，人数上，郑和所率是哥伦布的三百倍。航海次数是七比三。郑和航海增加了中国与世界的互相了解，与亚非三十多个国家进行了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欧洲人说哥伦布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个说法似乎欠妥。在那里生活了千万年的印第安人难道没有发现美洲？还要等欧洲人来“发现”？世界发展是要有代价的，欧洲人的发展，代价却是由欧洲以外的人付出的。欧洲人的发展是以印第安人的灾难为代价的。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睦邻政策是否更可贵呢？欧洲人写的科学史，航海史，都充分地肯定了哥伦布航海，却几乎没有提到郑和航海。郑和航海表明当时中国在造船业和航海业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绝对优势。过半个世纪以后，欧洲人也还没有赶上这种水平。如果能够正视这一事实，那么，有一些人在那里宣传兰色文化如何开放进步，而把中国归入封闭落后的黄色文化的种种神话，就会不攻自破了。奇怪的是，哥伦布那三艘小舢板，是科学；而中国郑和所率庞大航海船队却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从世界历史这样宏观视角来审视科学问题，应该能够作出正确的、公允的评价，怎么能只看近三四百年的情况，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了欧洲以外的，特别是中国的人民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到中国来，对中国多有赞美之词。几百年来，欧洲发展了，对中国的过去全都否定了，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呀！

    关于科学问题，在二十年代有过科玄之争。至今，这类讨论还将继续。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可能受到惩罚，因为人类生活除了科学，还需要其他的非科学的东西。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思想有互补的关系。中国重整体综合，西方重局部分析，中国有较多的辩证思维，西方有较多的定量研究，中国重实用价值，西方重理论体系。中国重继承维护，西方重革新发展，中国医学以活体功能为基础，西医以尸体解剖为基础，中国医学以草药为主，西医以化学药品为主。中西方的科学思想各有长处，互相结合，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也将是世界科学发展的新趋势。模糊数学、测不准原理、系统论、全息论，这些最新的科学进展都包含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某些成分，这就已经预示着今后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注  释：

[1]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原序”，英国W·C·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商务印书馆出版，1975年9月。

[2]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3]    《反杜林论》“概论”， 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4]    《反杜林论》第九节， 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7~1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5]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7]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李约瑟著，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

[8]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     《秋菊春兰各自妍》，庞朴，《自然杂志》13卷15期。

[10] 《生长的旋律》第180~181页，吴彤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

[11] 《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新解释》，钱兆华著，《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1998年3月第14卷第3期第55~56页。《光明日报》1998年3月20日刊登访谈文章《如何面对“李约瑟难题”》也有类似观点。

[12] 《自然科学概论》“绪论”第3页，沈小峰主编，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2月。

[13] 《浅论伪科学》，薛风平著，《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1998年3月第14卷第3期第67页。

[14] 《论衡·超奇篇》，王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

[15]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89页，李约瑟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

[16]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15页，李约瑟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

[17]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李约瑟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